,于是赦免了王守仁。
龚遂是汉宣帝时代一名驯良能干的官吏。当时渤海一带灾害连年,百姓不堪忍受饥饿,纷纷聚众造反,当地官员镇压无效,束手无策,宣帝派年已七十余岁的龚遂去任渤海太守。
龚遂轻车简从来上任,安抚百姓,与民休息,鼓励农民垦田种桑,规定农民每户种一株榆树、一百棵茭白、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养两口母猪、五只鸡。对于那些心存戒备,依然持刀带剑的人,他劝道:“为什么不把剑卖了去买头牛,务点正业?”经过几年治理,渤海一带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有余,龚遂名声大振。
于是,汉宣帝宣召他还朝,他有一个属吏王先生,请求随他一同去长安,说:“我对你会有好处的!”其他属吏却不同意,说:“这个人,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又好说大话,还是别带去为好!”
龚遂说:“他想去就让他去吧!”到了长安后,这位王先生还是终日沉溺在醉乡之中,也不见龚遂。可有一天,当他听说皇帝要召见龚遂时,便对看门人说:“请将我的主人叫到我这儿来,我有话要对他说!”一副醉汉狂徒的模样,龚遂也不计较,还真来了。王先生问:“天子如果问大人如何治理渤海,大人当如何回答?”
龚遂说:“我就说任用贤才,使人各尽其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
这位王先生连连摆头道:“不好,不好!这么说岂不是自夸其功吗?请大人这么回答:‘这不是小臣的功劳,而是天子的神灵威武所感化!”
龚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按他的话回答了汉宣帝,宣帝果然十分高兴,便将龚遂留在身边,加官进爵。
我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人前低头,说低头的话也是这样,必须正确分析情势,准确判断何种情况下低头话是必不可少的,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6。别把不是当理说
——说错话后及时认错的说话技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做错事情之后,去向人低声道歉固然必要,但有时仅靠一句“对不起”是不足以获得谅解的。以黛博拉的事件为例。有一次黛博拉在同事谈话时称其上司是“机器人”,结果被上司知悉。于是黛博拉给上司写了一张纸条,约他抽空谈一谈,上司同意了。“显而易见,我用的那个词绝无其他用意,我现在备感悔恨。”黛博拉向上司解释说,“我之所以用‘机器人’之类的字眼,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我感到上司对我们有些疏远、麻木,因此,‘机器人’三个字只不过是描述我这种感情的一种简短方式。”上司为黛博拉合情合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的态度而深受感动,他甚至当即表态,说要努力善解人意,做个通情达理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黛博拉帮助上司做到了平心静气,并顺利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危机。
诚然,推卸责任是我们找借口辩解的一种方式,然而,问题不在于我们要找借口辩解,而在于我们辩解时不能太直率、太生硬。
终止,偃旗息鼓,这是自己在论战中不慎失误,造成明显不利形势时,采取的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以便振作精神,调整战术再战。
任何人在论战中都难免失误,任何一方都可能遇到强劲的对手,若一方稍有不慎,就会被强敌抓住把柄击中要害。此时既不能强辩,也不可狡辩,否则将失败得更惨。为了终止已造成的失误,最好装聋作哑,不予理会。雄辩大师伍吉尔说:“我以多次陷入相似境地的同仁身份,让我冒昧地向同事提出劝告,最好的撤退方法就是一心一意地撤退。”
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能说会道的名人,在辩论失利时仍死守自己的城堡,因而惨败的情形不乏其例。比如1976年10月6日,在美国福特总统和卡特共同参加的、为总统选举而举办的第二次辩论会上,福特对《纽约日报》记者马克斯·佛朗肯关于波兰问题的质问,作了“波兰并未受苏联控制”的回答,并说“苏联强权控制东欧的事实并不存在”。这一发言属明显的失误,当时遭到记者的立即反驳。但反驳之初佛朗肯的语气还比较委婉,意图给福特以订正的机会。他说:“问这件事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您的意思难道在肯定苏联没把东欧控制为其附庸国?也就是说,苏联没有凭军事力量压制东欧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