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水北岸,坐镇中军的卢国公程咬金见到盖牟城背后的冲天烟雾,果断命令麾下兵卒冒着敌军在对岸疯狂抛射的箭矢强渡辽水。
此处辽水河道宽阔水流充沛,给强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右武卫兵卒乃是唐军当中的精锐部队,在程咬金统御之下训练有素、战力剽悍,任凭敌军的箭矢飞蝗一般在河道之上乱窜,却依旧有条不紊的构建浮桥。
盖牟城的高句丽守军不知身后这股敌人数量多少,不敢弃城而出阻挠唐军强渡辽水,守将只能坚守不出,以少量兵卒前出至辽水沿岸以弓箭延缓唐军之进度,一面赶紧派遣斥候探知身后这股唐军之虚实,一面派人飞速前往怀远镇、白严城、玄菟城求援。
高句丽军队的箭矢无法对身着重甲的唐军工兵造成太大伤害,又不敢弃城出击,只能眼看着唐军用了一个上午的功夫在辽水之上搭建起三座浮桥,一队一队阵容鼎盛杀气腾腾的兵卒渡过辽水,进逼盖牟城。
原本希望依托坚城能够有效阻挠唐军渡过辽水的战略,在背后忽然出现一支唐军腹背受敌之后,彻底宣告失败。
而这个时候,大唐的使者甚至尚未抵达平壤城,向高句丽的宝藏王递交国书,正式宣战……
事实上,对于“宣而后战”亦或是“不宣而战”,政事堂与军机处曾有过一番争论。
自古以降,但凡大国出征,都要堂堂正正,甚至双方约好时间地点,公布兵力多寡,然后公平公正的开战。胜者固然不得得寸进尺虐杀敌军兵士、趁机占领敌国土地,败者也应当投降撤军,履行之前约定的一些列战争条件。
然而至春秋之时,王室崩颓诸侯当道,战争指令再非由王来颁布,而是诸侯之间私自出兵,战祸频仍,为达胜利不择手段。
所以“春秋无义战”,孙武会说出“兵者,诡道也”这样的话语。
从此之后,所谓的“宣而后战”便逐渐消失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中,“兵不厌诈”成为战争方式的主流,影响深远,但是在对外战争的时候,却往往保持着“正义”之传统。
中原王朝赫赫天威,乃是天下宗主,以上击下、以众凌寡,战无不胜,岂能“不宣而战”损害天朝威风,学那不义之行径?
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之威仪,战争之前先公布战争的理由,历数敌国之罪证,得到舆论上的支持,然后名正言顺的将国书递交至敌国,严厉谴责一番,然后调集军队开赴前线,在敌国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的将其击败。
至于是否会因此使得敌国获得更多的准备时间,导致本国在战争当中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不需要考虑的。
中华上国,礼仪之邦,就算是吃了亏导致更多的兵卒无辜丧生,只要维持住了颜面,些许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反正也用不着满口“孔孟之道”的士大夫们提刀上阵,亲自面对敌人的箭矢利刃……
但是这一次,是李二陛下力排众议,决定不宣而战。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征伐高句丽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他个人的宏图霸业,更是为了帝国消除盘踞辽东的隐患。
谁都知道高句丽日渐强盛,从曹魏之时毌丘俭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开始,直至隋炀帝三次东征,都是为了铲除这个可能危及中原王朝统治的“恶邻”,然而不知多少汉家儿郎埋骨辽东大地、血染白山黑水,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击溃。
高句丽必须灭,这几乎是隋唐两代朝野上下的共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征讨不臣、覆灭敌国,这就是正义之战。
既然战争的性质已经被定性,又何必在乎其中的手段?
隋炀帝倒是调集举国之兵,堂堂正正的递交国书之后宣战,可又有什么用?战争的结果是失败,那么所谓的“正义”也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同样的道理,只要能够击溃高句丽,使得战争当中兵卒的损耗降低,“不宣而战”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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