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和邓名事先的交代有出入,但姜楠认为自己的命令并没有违反统帅的一贯做法,他被文安之从奉节军中挑出来跟随邓名后,就发现长官虽然不无缘无故地扰民,但若是关系军队安危的话,也不会手软。比如邓名一贯不攻打无法固守的城市,以免给清军报复的借口,但在九江听说有江西水师驻守时,就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击。
“无论是漕工还是漕头,他们的家人都不能受到伤害,抢x劫和杀人都要抵罪。”姜楠只是想保证明军安全,担心这个命令会导致士兵失控,所以特别嘱咐道:“若敢伤及人命,莫怪军法无情。”
在命令手下清除那些敌人可能予以利用的隐蔽所时,姜楠也将自己的命令和考虑向后传递。紧随其后的是武保平的部队,见到前面突然火起时武保平大吃一惊,以为前方发生激烈战斗,催促船只加快速度追上前军,但很快就有前方的使者赶到,向武保平汇报了姜楠的行动。
“原来如此。”听说不是遭遇敌军有生力量后,武保平提起来的一颗心也放下了,和姜楠一样,武保平也受到了一些骚扰,损失和前军差不多,大概有十个左右甲兵被砸起了包。武保平身边有几个常备军的军官,他们大多是张煌言的浙军出身,若是放在从前,姜楠的命令或许会让他们非常不满,因为和张煌言的教诲有很大不同。
不过这一年来他们跟着邓名南征北战,经历过的战争比以前在舟山的几年军旅生活加起来还多,这些军官就算没杀过人,也见过战场的残酷。
“上尉,我们也应该采用同样的对策。”武辰明对他的本家长官建议道,在别的军队中,被俘是一件很耻辱的事,但在邓名军中却完全不同,与李国英的那一战后,武辰明因为他在被俘前后的英勇表现得到邓名亲口嘉奖,在裁军时也被挽留在常备军中。上次的死里逃生让武辰明认为战争就是你死我活,仁慈只能是对自己人讲,就像邓名对待他一样。上次为了全军的安全,武辰明连自己的性命都打算牺牲,现在他觉得为了部队的安全,摧毁这些可能被清军利用的民居是一件很合理的事,尤其其中的住户还表现出了对明军的敌意:“如果鞑子在这些房屋里藏一门大炮,就可能杀害我军众多官兵,现在没有未必以后不会拖来一门,而且后军看我们顺利通过后,也会放松警惕。”
“嗯。”武保平思索了一番,见周围的几个浙江军官也没有反对意见,就下令采用和前军相同的策略:“传令下去,给居民一点时间让他们带走最值钱的物什。”
“绝对不许伤害人命!”在传令兵离去前,武保平再次强调道。
下达完命令后,武保平命令使者继续向后赶,把这些情况向中军报告。
……
邓名得到报告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此时他正指挥着主力从南面逼近扬州。
在挺进的时候,邓名率领的主力同样遭到了一些漕工的抵抗,面对人数众多,还拥有骑兵部队的邓名直属,这些漕工的抵抗显得更加不堪一击。
并不是每个漕头都像董笑野那样倾其所有组织抵抗的,再说上万两银子也不是每个漕头都拿的出来的,有些漕头甚至克扣了一部分总督衙门给的军费,带着更多的乌合之众来与明军对垒。
数千漕工组成的部队虽然看着不少,但战斗力与河道官兵也差不多,明军小部队的一次冲锋就能把他们打散,在向扬州前进的路上,除了一大批漕工外,邓名还俘虏了三个漕头。
这些俘虏邓名下令就地遣散,不给他们任何遣散费:“他们没有穿清军的号衣,不能算俘虏,我不能给遣散费。”
若是战斗力相同,当然是不穿军服的敌人比穿军服的敌人更危险,穿己方军服的敌人比不穿军服的敌人更危险。这个道理浅显易懂,而且有邓名火烧昆明这个现成的例子,他的部下理解起来都没有丝毫困难。
因此对于邓名曾经给军官们下过很明确的命令,若是敌人被俘时穿着清廷的号衣,那就给予人道主义对待;而如果对方不穿军服那显然是存着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的心思,明军也不必对这些敌人客气;若是发现穿着明军军服的敌人,更是一定要处死。
当时任堂还笑称,善于乔装打扮的邓名定下这种政策,简直就是在责备自己以往的行为,而邓名答道:“若是我在昆明被识破,你以为吴三桂会放我一条活路吗?”
这次与明军对垒的漕工武装,正是邓名口中更危险的敌人,不过他并没有严厉处置这些俘虏的打算,因为对方对明军没有形成什么威胁;而且通过对漕头的审问,邓名觉得他们被清廷利用的成份居大,所以就宽大为怀一概释放了。
听到武保平、姜楠等人的报告后,邓名只是摇头:“漕工持械对抗我军,自然是敌军无疑,但河岸两侧的百姓并不一定都是敌人,因为十几个士兵被石头丢中,就放火烧了上千民居,似乎有些反应过度了。”
“可是,”拍回来的使者替右翼的几位上尉争辩道:“提督明鉴,说不定这是清军的试探,若是我们掉以轻心他们就会把战兵、弓箭手、甚至大炮派到这些民房中,对我军发动袭击。”
邓名也知道右翼的部队兵力稀少,若是侧翼和后路上有成片阻挡他们视野、可供大量清军隐蔽的民居的话,他们会心中不安。若是明军兵力充足,可以派出足够的哨探组成警戒线,或许姜楠他们还不会如此行事,但现在他们兵力不足所以只有把房子都一烧了之才能安心。
“所以我没有说他们做的不对,不过他们或许能有更好的办法。”
在这个时代,大概只有张煌言的军队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在军队和百姓的利益冲突中,张煌言坚定不移地站在百姓而不是他的军队一边,上次邓名听说过的因为几分银子就杀军士一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即使舟山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张煌言也从来不允许手下掠夺沿海百姓,不强买强卖——即使是军纪较好的虁东军,拉丁征粮也是难以避免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张煌言的实力一直相当有限,追随张煌言的也大都是真正的志士。不过就算是志士,也希望获得更好一些的对待,邓名在池州赦免那个士兵一事就让浙兵很满意;尽管邓名军中大半是以前的浙兵,但对他优先保护军队利益一事也毫无抵触情绪——就连任堂,在军队中呆久了之后,也变得和在舟山时完全不同,自然而然地开始从军人的角度去看问题。
郑成功和张煌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上次的南京之战中,郑成功的闽军就有大量的掳掠行为,比虁东军的军纪还要差不少。部下掠夺民财的行为,郑成功从来没有给予过严厉处分,在他看来这些士兵都是提着脑袋来帮他实现中兴大明的事业的好汉,和他们相比,这些满清统治区的百姓对郑成功的价值要小很多。邓名甚至听说过郑军有谋财害命的行为,张煌言也曾当着邓名的面指责过郑成功,称丧失民心是导致南京战败的原因之一。但郑成功矢口否认,说闽军杀的人都是同情清廷的富户和缙绅,绝非是因为他们的家产,对于张煌言的指责,郑成功也愤怒地反驳说,军心涣散才是南京失利的唯一原因,民心当年不能阻挡满清南下,现在也不会导致闽军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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