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字的研究,表明了太武帝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因此,在太武帝后,除了京师有太学外,逐步开始尝试在全国各地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极得人心,为汉人广为称赞。
冯太后临朝称制,顺利开局。她更是着眼长远,要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在各个州郡建立官学,直接受到地方上官员的领导,朝廷拨给的饷银,极容易成为贪腐官员的目标。她深知国家治理好坏,关键在吏治是否清明,官学的顺利建设,也离开不开清明的吏治。
因此冯太后决心给大魏朝文武百官树立做官的榜样,她心中的最佳人选,当然非高允莫属。当年她初为太后,禁宫养伤之时,就和献文帝拓跋弘率百官亲登高府府弟,让百官目赌身为朝廷重臣的高允是如何清贫廉洁。为此,太后还亲口称高允为‘令公’,献文帝更是降诏树高允为‘百官楷模。
在乙浑被诛后,一起在暗中起到稳定朝政的高允得到了冯太后的高度称赞,当着文武百官之面,“引允禁中,参决大策”。
冯太后起用高允,是经过充分深思熟虑的,因为她认为,树高允为榜样,不会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争议。这是因为高允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高允第一优点是正直不阿:历代皇帝认为,当臣子的,除了才能外,最重要的品格是坚持真理。高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皇帝的错误。
当年司徒崔浩召集编写《国记》,要记载北魏龙兴大鲜卑山的前身,有哪些政绩,然后道武帝,明元帝等有哪些功绩,奉太武帝拓跋焘之命,统统要俱实载入史册。这项宏大的工程需要有许多人才的参与,太武帝除了任命崔浩总负责外,还给司徒崔浩准备了两个副手,其一就是高允。
太武帝向司徒崔浩和他的副手、属下交代修国史这事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务从实录”。修国史要尊重事实,这既然是皇上口谕,所有参与修史的人都极为重视。
一时之间,文人皆以参与国史修建为荣。其中有谄媚官员讨好司徒崔浩说,皇上这么重视国书,就是大魏国的历史,要让百姓官民都学习,因此就建议“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
有时涉及到经典的文字,要做注释,这些一块都刻上,让大家来阅读。这是传播的好方法。好大喜功的崔浩一听之下,没作多想,极为赞成。当时的太子拓跋晃也觉得这个主意极为不错,便与司徒崔浩一起上奏太武帝。太武帝虽然英明睿智,却也好大喜功,听得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之言,龙心大悦,欣然同意。
因此修国史之事一边写一边定稿,同时也召集工匠刻于石碑之上。当时从京城的东门外三里处,找了一块地方,这些石碑总共有每边长130步,大体上相当于100米,少说有几百碑。由于石碑立在一条大路边上,来往的人多,大家看这是大魏国的历史,都甚为关心,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