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谨慎从事。”
浙江布政使赵维杰摇头道:“二华兄此言谬也!倭寇虽多,蚁聚乌合,何堪一击?自胡大帅经略东南以来,整顿兵马,操练新军,如今我军练营兵数万,弹药也足,更有义民愿意协饷二十万两,还怕他倭寇何来?彼若来时,我军正好将之一举成擒,然后犁亭扫穴,将倭寇老巢荡平,为国朝除此顽疾,立不世之功,大帅以为然否?”
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都转运使白听也道:“正是。如今城内的盐商,听闻有人想要放走汪直,人心浮动,议论纷纷。若不是下官向来与他们有些交情,这群人,恐怕都要闹出罢支的事来。这些人也放出话来,若是斩了汪五峰,他们情愿助饷六万两,以供讨伐倭寇所用;可若是有人放走汪直,他们便要豁出身家,闹个天翻地覆,说不定要把官司打到京师去,到那个时候,便是老大帅怕也是不好交代吧。单就说,若是今年盐商们集体罢支,我这盐税收不上来,可没法向朝廷交代。”
白听身为从三品大员,于浙江官场内也是前十名的人物,其他身为一省盐台,乃是整个浙江最富衙门的掌印官,他说话的分量决不输于一省方伯。更何况他提的问题也异常严重,大明的国库于盐税十分依赖,如果真闹出盐商罢支这种事,不说他白听,就是胡宗宪都难以应对。
这个时代,商人中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杭州的盐商其实没有几个杭州人,基本是由徽州商人组成。汪直也是徽州歙县人,两边还算的上是乡党。如今这帮乡党也在积极游走,给官府施加压力求斩汪直,在这个极重乡情的时代,也是极为少见的情形。
严鸿暗道:这其中若说没有推手操纵,打死我都不信。这些盐商平日里拿一文钱给朝廷都觉得冤枉,连正税都能避则避,怎么这次会大方的拿六万两银子出来,一省的方伯、盐台都和胡宗宪作对,这胡世伯如今怕是也不怎么好受。
酒席之上,渐渐分成两派。谭纶属于主张文武两手皆要准备,然而招安为上,交战为下,以和为主,以剿为辅。而席上大部分官员则坚持剿灭为上,决对不要招安,对汪直也是越早砍头越好。
严鸿一旁看的分明,这些主战派,估计不少都是受了海商的贿赂,因此才积极要求斩首汪直,借以破坏招安开海之事,当然也有一些人出于公心,认为对倭寇不能退让,必须迎头痛击。这不怎么好分辨。谭纶一派人单势孤,渐渐处于下风。戚继光则是好好先生,谁说的都对,谁说的都有道理,我只管冲锋陷阵,其他事我是没有主意的。
至于作为如今东南的最高长官胡宗宪,却不发一言,只是默然无语。他虽然权柄大,但掣肘的力量也不小。当初因为他总督浙、直,浙江就特意不设巡抚,怕的就是巡抚与总督争夺权力,导致令出多门,无所适从。东南的人、财、兵大权归于一身。但所谓位高权重,也就成了靶子。就为这,已经让很多地方官对胡宗宪充满意见。
如今这些官员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又加上赵文华之死,胡宗宪没了靠山,更有些人要借着汪直这事,与胡宗宪别一别苗头。若是不杀汪直,那这帮人就可以参胡宗宪一个勾结倭寇,养寇自重的罪名;而杀了汪直,则东南不管糜烂成什么样,黑锅也是胡宗宪背,怪不到方伯、学道的头上。
那赵维杰极有辩才,侃侃而谈,把主和派渐渐压了下去,转头问严鸿:“玺卿如今身负皇命,视察东南兵备,不知对这倭寇之事,是什么主张?”
严鸿自个当然是力主诏安的,他若拿出天使的威风,要压制住这些言论倒也不难。只是作为前世混迹基层销售,他深知,不让人说话,解决不了问题。尤其现在汪直已经到了王本固的手中,在这里和人吵个面红耳赤,实在没什么意思。
因此他打个哈哈道:“实不相瞒,本钦差年纪尚轻,诸多见识不如诸位老大人。这倭寇剿抚之事么,照我原先想法,若能顺利招安,那还是招安为好,免得大动刀兵,损伤将士。不过东南局面,诸位老大人却比我清楚。究竟是剿是抚,还得从长计议,不可莽撞。反正,若能招安汪直,本钦差在天子面前自然有光。就算杀了汪直,这斩巨魁的功劳,莫非少得了我的?只是事关江南父老,须得有个万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