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利,咱们也好有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对,大哥说的对!”曾国华叫着,“四哥你这次回去,一定要多多征募些人马。现在情势危急,不行就采用老九的方式,多说饷银,没有怕银子烫手的。”
曾国潢犹豫了一下,看着大哥,“招兵好说啊,可是这个征饷我怕是会遇上一些人的阻挠了。前番征饷的时候,就有人已经不高兴了,再征下去,只怕光靠磨嘴皮子不行。”
“朝廷有难,匹夫有责。”曾国藩使劲儿一捋胡须,“先好好地讲,讲不通就抓,不出银子不放人。这些人,平时满肚子的礼仪道德,真的到了关键之际,却是忘了一切,只想着自己。”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个主意。
“征饷从大户身上打主意也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另辟条路。”曾国藩从座位上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看看褚汝航,“彭玉麟去了广州定购大炮,银两也还有空缺。战事一打起来,需要银子的地方就更多。你现在开始,一方面督训水勇,一方面在附近要路之上开始设立关卡,收取来往人等的厘金。陆路收卡捐,乡镇就收饷捐、房捐、铺捐,还有水路的船捐也要收。我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在舍生忘死的拼命,他们也总要都尽份力气。”
“怎么样,季高兄,”曾国藩把头转向一直悠闲地看着眼前一切的左宗棠,笑着问到,“我这也称的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吧?”
说真的,左宗棠还是真佩服曾国藩的这手。这个曾国藩,平素总以儒学、理学大师的气概教导别人,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不过,曾国藩的主意,在一定意义上讲,又真是个办法。
左宗棠很清楚,由于大清承袭了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均来自于地丁。而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完全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就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种田的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的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官商勾结,又直接导致了吏治的*。
如今曾国藩采取压榨商人,弥补军费空缺,的确是一个创举。如果厘金抽的合理,倒也自不必说。可是他太明白这个朝廷的陋习了。再好的事情只要经过歪嘴儿的和尚把这经一念上,那就成了灾祸。早晚是个杀鸡取卵的主意。
左宗棠没有心情谈论及以后,他也管不到那一层。他听曾国藩向自己发问,也就呵呵一笑,“涤生兄就是大手笔,想的总能是那么多。”
“不敢当,能得到季高兄的称赞,我是万分荣幸啊!”曾国藩捻着胡须,得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