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明

    有读者问及明初辽东问题，认为高丽人早就称臣，为什么《明》中还有辽东战争。虽然本书为架空，但当时明朝和高丽关系，却非酒徒杜撰。网上有一篇文章讲得比较清楚，现转载如下。

    恭愍王后期明、高丽关系与明、蒙战局

    李新峰

    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明与高丽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高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丽对明称臣，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号，从此“遣使朝贺，岁以为常”。明朝“于海东之使，礼遇尤厚……高丽乃箕子胥余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实存先生之遗风焉。正当以中夏视之，未可以外国例言之也。”。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面却以高丽使臣以私马充贡为由拒绝受贡，从此开始对高丽百般苛责，或因进贡路线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规制有误，或因贡品数量不足，或因高丽国内政变后王位未得明承认等等，拒绝高丽正常朝贡，直到洪武后期李朝建立后两国关系才渐趋正常，其与以后二百年间友好互助恰成对照。高丽为东方大国，两国关系之重要性尽人皆知，当时明与琉球、暹罗、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独对最重要的藩邦却吹毛求疵？其托辞种种，均不能尽释人怀。本文拟从明蒙战争形势演变对明高丽关系的影响入手，辨析高丽恭愍王在位后期（恭愍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丽关系由密切到疏远至恶化这一过程。

    洪武五年明军铩羽漠北，从此由一味进攻转向尺进寸取，是为明蒙战争转折点。《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尔及于山不花来诏曰：‘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廓扩帖木尔为相，几于中兴。王亦世祖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杀之，群臣皆执不可。于是访以拘留、放还、执送京师三策，群臣皆曰放还便。……戊寅，王夜见元使曰：‘予眼疾，见日则大剧，故以夜待之。’盖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还，以苎布附献。”元使此来所谓中兴，当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战后北元之大好形势，而这给高丽君臣以极大震动。经反复争论，高丽终于决定结好北元，执藩邦礼。其事虽尽量秘密，但元使公开出入境，明朝方面岂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犹以常礼接待高丽使者，至十月态度忽变恶劣，应与此事有关。

    然洪武五年明军虽败，尚能固守长城一线，且国力仍远胜北元，高丽何以出此下策？观元末情势，高丽本为元之忠实属国，其国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孙也”，元顺帝皇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母奇氏乃高丽人。高丽军曾助脱脱围攻高邮，与辽阳行省军阀合击红军，与降元的张士诚、方国珍频繁互使，而与朱元璋势力则直至洪武元年末才开始接触。这种亲元疏明背景使高丽在明兵临大都城下时尚以加强西北边防为务，款明后与元仍有来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高丽史》卷四一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进王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贵如元贺圣节。”卷四二载，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扩廓帖木尔遣使来。”洪武二年初元顺帝据开平，明蒙双方尚未决战，高丽尚未得到明方回音，明使亦未达王京，其贺元圣节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儿峪、应昌战后，大局已定，而扩廓遣使来，高丽方面就不再那么积极，此后遂不见来往。但这并不能说明高丽国内亲元势力已销声匿迹，其仅慑于明之兵威而暂隐忍而已，明军一旦遭遇大败，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纵外交政策转向。而高丽南有为元牧马之野的耽罗，海上倭寇猖獗，北与纳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临强部，在明军不利时结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虽粗视可通，但观明、高丽间龃龉并非始于洪武六年。《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来锡王彩缎纱罗四十八匹。癸酉，孙内侍自缢于佛恩寺松树。”明使本为遣送朱元璋视为隐患的陈理、明升等而来，竟自缢于高丽，事属极不正常。朱元璋于年底揭露：“说病死了，自吊死了。说的差呵。我问的明白了也，恁那国王着带刀的人每窗下门外看守，行里步里关防的紧呵。那火者说道：‘我是本国的人，怎的这般关防我？’说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说，打了一顿，又与了毒药，药死，……尸首吊在树下。”后高丽方面辩解说：“两内侍既联床而共眠，何以鸠杀？老院使与同舟而相恶，卒致祸延。”然即便明使内讧，何至于自缢？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着说：“又驾船的军人每跟的也交许多人关防。……一条船去呵，许多军马接待。”朱在此前约八月份已有“又听得恁国家疑惑大么道”之语，朱国祯记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丽山川时，“绘地图以还。……朝鲜见绘地图，疑中国用兵，内惧，密为备。”高丽之“疑惑”应即此事。19但这种忧虑绝不会导致鸠杀明使。当时，洪武五年五月明军漠北败报尚不可能传到高丽，则高丽对明朝态度转变显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军战败之前就发生了。那为何高丽在明兵威趋于极盛时突然放弃友好关系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辽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七月明派马云、叶旺由登莱北渡辽东。明军四年底驻辽东半岛南部，五年初开始大举北攻，占领辽阳指日可待，辽东成为北元纳哈出部、登陆明军与故元降众、高丽三方鼎足之势。元时高丽人散布辽东，有安抚高丽总管府、沈州高丽总管府之设，而元末明初割据辽阳以东的高家奴就是高丽人。洪武三年底高丽攻克辽阳后宣称：“辽沈元系本国旧界，……辽阳元是旧界。”《高丽史》卷四三更说，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王右丞等欲归附大明，虑迁居民。以辽阳本我地，若我国请命，可免迁徙，遣使来告。”明军到来无疑破坏了高丽与北元在辽东平分秋色之格局，对高丽本土构成潜在威胁。

    高丽与明通款后，虽渐与北元朝廷断交，但与纳哈出的关系日见密切。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丑，辽阳省纳哈出及平章洪宝宝遣使来聘。”此为元亡后纳哈出通好高丽之始。年底与次年初、次年底纳哈出又三次来使，但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见《高丽史》纳哈出来使之记载，而《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于山不花、纳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来侵泥城、江界等处。”于山不花排名在纳哈出前，应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诸人分据开元、金山、老鸦山寨等处，至此合兵攻高丽，似乎是洪武四年双方关系破裂，乃有东北军阀联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军在辽东半岛南部驻扎，即将北攻，纳哈出等岂敢大敌当前之时犹横挑强邻？且高丽方面本一直对其礼遇有加，纳哈出只会更积极地拉拢高丽，断不敢绝交。

    高丽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鸭绿江右岸地区进攻，但所攻掠者皆“东宁余党”之类，并未与纳哈出等有直接冲突。再看高丽向明朝通报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战况：“正月，有东宁府余党胡拔都等，潜入波儿口子，杀守御官金天奇等，虏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会口子，守御官张元吕等击逐之。又于本月有佥院曹家儿、万户高铁头等引军潜入阴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击逐之。”则知战斗规模甚小，上述诸大军阀均未出现。元后期东宁府辖以今平壤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由上述战报同条述“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丽大张旗鼓攻辽阳称攻东宁可知，此时高丽所指，乃是鸭绿江西北、辽河以东地区即东宁府旧界，东宁府余党当指元亡后占据鸭绿江对岸者。关于高铁头，《辽东志》载：“（洪武）八年，都指挥叶旺、马云破纳哈出于盖州城南，（陈）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猪儿峪，败之，又克达军高铁头山寨。”在洪武八年末盖州之战中，纳哈出部由盖州向东败退，明军直追至鸭绿江，顺便扫清了沿途蒙古军据点。由此可知高铁头确为千山山脉中即东宁府旧界处蒙军偏部，其与胡拔都等皆应类此。此次战斗或为千山中故元残部慑于明军逼人之势而东移，假也先不花、纳哈出之威名骚扰高丽。但高丽虽称诸大军阀来侵，却无相应增兵备御之举，则高丽显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高丽不怕由此激怒东北诸部，得无与纳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内？总之，纳哈出与高丽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断交，其往来可能因明军出现在辽东而转入秘密，而关系应更加密切。

    明军登陆辽东后确实引起高丽的疑惧。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丽即“咨中书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思道驾海船赴京贺明年正，到乔桐岛，船着浅穿漏，不得前去。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韩邦彦贺正，开船忽被风暴淹没。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明军登陆辽东前，两国往来使臣从未遇海难，而今金、复等地甫入明疆，高丽船便两次失事，由此欲借路辽东入贡，岂非太过巧合？由王京入长江口所经南黄海海区冬季并不结冰，即便明初气温较现代偏低，或高丽入贡船乃沿岸航行，需经过更寒冷的北黄海，则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丽首次遣使赴明，当时辽东为元军所据，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碍？时已十一月，“经由辽东”，则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复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远行陆路，南行千余里方达京师，真迂远之极，何可“庶望及期”？何况所提及八、九月两次遣使事均不见于《高丽史》当时记载。如此则高丽托辞以观辽东明军虚实之图，百辩难掩矣。总之，从高丽自明军登陆辽东后加强于纳哈出的合作，虚张战况以塞明听，又借故以观明军军情等事看，明军在辽东出现，促使高丽对明朝严加防范。洪武五年高丽态度突变，正当辽东明军大举北攻之始，此两者实应有直接关系。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怎的做事。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徐总兵应即徐达。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使团、商人纷至辽东。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为何又“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其数量太大，只能由陆路运送，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贸易团，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则“纳哈出的伴当”得以尽窥明军内情。看来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尽优势后，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而十二月算总帐，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以此回还。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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