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得东倒西歪。将军和我爬上车子的顶篷——上面有三个天窗出口——从那里可以观察外面的一切情况,因为敌人的飞机是个很大的威胁。裹在尘雾中的运输车到处可见,无论白天黑夜,驾驶员们都得从事他们那艰苦而又危险的职业,因为前线还尚未封锁,敌军的装甲车和骚扰部队经常在周围活动。
士兵们立正敬礼,当将军跟他们讲话时,他们都非常高兴。我们到了马特鲁,还得再向东走几英里。道路十分糟糕,路面上的坑洼大得足以吞下半辆汽车。我们到达萨卢姆前线不久,便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随后,将军急于要见那些曾和敌人面对面经过实战的士兵,他必须跟他们谈话,必须直接爬进他们的散兵壕与他们聊天。当这些普通的士兵被允许面对面地和自己的将军谈话,并能向他讲述几天来所经历的浴血奋战时,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浮现着一种真正的快乐。地面是一些坚硬的岩石,无法挖掘,掩体只能用岩石垒成,一块粗帆布伸向掩体外,以便在灼热的太阳下可以有一块遮荫的地方。这也就是士兵们为什么都穿得很少的缘故——通常只穿一点短衣裤。小伙子们被晒得跟黑人一般。就这样,我们从一个阵地走到另一个阵地,看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观察兵等等。几天来我们所取得的胜利以及防御上的成功,给全体士兵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从马特鲁向东挺进的第一战对隆美尔来说是一场难以应付的战斗。随着战局的危急和好转,他在两三小时内向柏林发了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的电报,一会哄骗,一会哀求;一会让人放心,一会儿又在告急;刚刚还在如泣如诉,请求支援,但随着安德里和卡明斯基的援助下恢复了有利的战局,隆美尔又在报道胜利了。
隆美尔的神经质几乎使他的非洲生涯猝然告终。他已经被一片阴云笼罩。因为有关马特鲁伤亡情况的截然不同的信件纷纷到达柏林。冯?勃劳希契元帅5月4日亲自给他发了一份六页纸的电报,要求这位将军今后的报告“慎重一些”,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当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要喋喋不休。“在突然事件的影响下,你应该避免让自己的报告时而沾沾自喜,时而悲观失望。”勃劳希契这样指示道。隆美尔恼怒地认为总司令的电报是“一种难堪的指责,这种现象完全与我无关”。
他他的主要副官就是三十六岁的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中尉,一如他的前任卡尔?汉克,他也是纳粹宣传部的高级官员之一。伯尔恩德粗壮结实,一头卷发,皮肤黝黑,有着熊一般笨重的步态,是个生理上畸形的人——一只脚上有六个指头。但他风度翩翩,善于舞文弄墨,四处伸手。他的职务是负责保管隆美尔的日记。在他加入隆美尔部下作为一名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是个顽固而又野心勃勃的纳粹狂热分子了。
伯尔恩德的性格急躁直率,仿佛不那样就会怠慢了自己的感情。譬如有一次在4月里,伯尔恩德曾厚颜无耻地笑着劝隆美尔说:“将军阁下,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不再向前推进!”作为回报,伯尔恩德巧妙地给隆美尔的神话添枝加叶。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要禀告元首的时候,隆美尔便把阿尔弗雷德?伯尔恩德派去,因为他是个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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