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荣发言了,田子楷当然也不能再保持沉默。毕竟两人的身份对等,道:“宋夫子之论,未免太过偏颇,人生一世,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富则济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方不失为人生一世,如果以‘无为’当做立身之本,而无所做为,碌碌一生,只做淸谈、不做实事,无益于国,也无益于道,又有何益。”
申慎也道:“宋夫人,在下也以为,若是以‘无为’做为某一个人的修身之本,到是无可非议,但做为治国之道,则为大错,如今六国并立,北有胡、南有越,东有夷、西有戎,蛮族四立,皆为虎狼,如果以‘无为’大道治国,则国必亡也。”
宋荣摇了摇头,叹道:“田夫子己是年过六旬,难以体会‘无为’大道,到也罢了,想不到你年纪轻轻,也执迷于‘有为’之中,实在是可惜啊。” 说着举起酒杯,饮了一口,不再言语。
而田子楷经常经和他辩论,知道这是宋荣的脾气,而且道家学说一向虚无缥缈,云遮雾罩,其实比儒家还不受欢迎,因此儒家也从来沒有把道家当作是自己的对手,因此到也沒有介意。
高原听了,到是微微点头,道家的无为之论看似有道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说得直白一点,你玩无为,而别人玩有为,首先灭亡的当然是无为的,因此申慎的说法,才是立于现实为基础。虽然说后世在不少领域里,由其是在经济领域,也有“不干涉”的说法,看起来和无为之论有些相似之处,但这种不干涉,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指按经济规律办事,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这时一直没有发言的墨家学者翟进道:“道家好清谈,固不可取,但儒家只空说仁义,而法家只重严刑峻法,也都难成大事。”
申慎又转向翟进,道:“愿闻先生高论。”
翟进道:“现在天下大乱,并不是什么礼崩乐坏,上下尊卑失序,而是因为民有三患,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待息。如果不消陈这民之三患,则天下永远难得安定。” 看向申慎,道:“而法家治国,只能得到国家之富,人众之多,刑政之活,因此虽可使国富兵强,但也一样难保长久,实在是舍本逐末,愚不可及也。”
申慎一时也答不上来。
淳于钟秀却笑道:“那么先生以为,如何才能消除这三患呢?”
翟进道:“唯有用我墨家之法,兼相爱,交相利,节用、节葬、非乐、非攻。兼相爱,父不能私爱其子,兄不能私爱其弟,孑不能私爱其兄,弟不能私爱其兄。而父视天下为子,兄视天下人为弟,孑视天下人为父,弟视天下人为兄。交相利,而有力者以力助人,有财者以财助人,有识者以识助人,将各人私得之利化为天下之公利。而节用为不可浪废,衣能暖身,食能饱腹,房可避雨即可,其他俱须抛弃,以免引诱贪念;节葬为泯灭私情,守孝奠灵,为浪费物力而己,实为大害;非乐为禁yu止礼,乐为礼仪而定,但歌舞音乐于人无用,只会诱人生yu,而礼为上下尊卑,有碍兼相爱之心,亦当禁止;非攻为制贪,恶由贪生,列国之间攻伐不断,全由贪心引发,因此除灭贪念,必须制止攻伐之事。只有如此,才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如此才能达到乱者得治,天下太平。”
淳于钟秀想了一会儿,才道:“先生之言虽然有理,但父私爱其子,孑私爱其父,仍是天xing,虽禽兽也不能免之,何况是人。兼相爱既然与天xing不通,又怎么能行得通呢?而若以私利化为公利,则岂不是人人都可不劳而获,愿意少劳作,而不愿多劳作,交相利又如果能行呢?如此既不能兼相爰,又不能交相利,则更无论是节用、节葬、非乐、非攻了。”
翟进怔了一怔,淡淡道:“事在人为,小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不可行,但在下相信这才是使天下太平之道,因此也以传此道为己任,虽死而无悔。”
淳于钟秀微微点头,道:“虽然钟秀对先生之说并不赞同,但先生以身殉道之心,钟秀还是深为敬佩。”
而高原听了,也对淳于钟秀颇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她对墨家的评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十分到位,墨家的主张说白了就是一个绝对公平主义,太过于理想化了,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在现实中是根本就不可能实施得下去。因此也不觉点了点头。
但淳于钟秀立刻看见了高原的动作,因此又转向高原,笑道:“高大夫方才点头,不知是什么意思。是同意钟秀之见,还是同意翟先生之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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