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大裁者

、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十名复明党员，以和日本人一起开的照相馆为掩护，组建暗杀团，每人携带毛瑟枪一支、炸弹一枚，进北京城暗杀李经述，要“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

    在北京什刹海旁，有一座甘水桥。李经述每天去总统府，都要经过这里。甘水桥三面环水，潺潺流水。小石桥旁，都是粗壮的银杏树，适合隐藏。树旁还有一座两层的传统老楼，挂着“三顺茶馆”的牌子，张光培作为暗杀组组长，觉得这里是最佳的爆炸地点。

    那天深夜，一轮如圆盘的明月在“三顺茶馆”的上空渐渐东移，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三人在甘水桥的东侧挖土埋炸药，他们挥舞着铁锹，挥汗如雨，冷不防，一光着膀子、穿着灰色马褂的中年人在桥上将他们的罪恶行径尽收眼底，此人就是准备捉奸的车夫张二狗。

    张二狗当年四十岁，他在什刹海附近辛辛苦苦拉了二十年人力车，终于攒够了钱，从窑子里买了一个年长色衰的三十岁姑娘翠花当媳妇，不想，她的老婆才跟了他一年，耐不住寂寞，就又跑去跟别的男人厮混。

    那晚张二狗的媳妇翠花三天没回家，他正流着眼泪，黑灯瞎火四处找媳妇，刚好碰到黄之萌三人三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挖土，就猜他们不是好人，张二狗虽然只是一个底层车夫，但他不傻，知道碰到了坏人要赶紧报告军警。

    北京城的十来个军警赶来，黄之萌正提着裤子在桥边解手，为首的军警掏出手枪，断喝一声：“统统不许动！”

    黄之萌见事情败露，裤子都没穿好，撒腿就跑。军警拔枪射击，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来不及带走炸弹，拔枪还击，“砰砰”的枪声在甘水桥的夜空响起，很快，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三人被逮捕。

    驻守京城的冯国璋听说此事后，大怒，一看炸弹都是日本制造的，还是军用炸药，知道是非小可，亲自审问，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身上被浇上辣椒水，被辫子抽得皮开肉绽，就是不肯招供。

    冯国璋此时并不知道他们有刺杀李经述的计划，打累了，就叫士兵把三人拖出去枪毙了，然后去跟李经述报告“京城出现了日本炸弹”，建议加强总统的护卫工作，李经述同意了他的方案。

    八月十六日上午，尘雾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李经述的马车经过东华门，刚走过丁字街的门口，张光培等七人突然从路旁的一个茶馆冲出来，扔了一颗炸弹，“砰”的爆炸了。

    李经述的马车跑得快，炸弹炸起的尘土沾到了马车的轱辘上，接着，马车一个拐弯，调转了车头，停在了他们面前，张光培等人正在惊愕，李经述的马车布帘子被掀开了，冯国璋坐在里面，马车里还架着一挺飞龙重机枪，冯国璋怒目圆睁，开始“砰砰砰”开机枪扫射他们，枪管一会就热得烫手，总统卫队管带袁金标也带着亲兵开枪，张光培七人的身体当场被打成筛孔。

    后来，冯国璋在张光培的尸体上，发现了“守真照相馆”的腰牌，顺藤摸瓜，将这隐藏在北京的日本特务窝点扫除。张二狗获得政府表彰，获得重奖三百两白银，他的媳妇翠花又主动回来了。

    而复明党刺杀总统的案件一出，世界震惊！李经述听到冯国璋的汇报，大怒，宣布日商以后要在中国经商，必须先到中国外交部门登记，通过严格审查。然后，李经述出示复明党勾结日本青龙会的证据，宣布复明党为非法组织，在中国境内永久取缔，并要求日本政府马上引渡朱帝象，否者中国将再次派北洋舰队炮轰东京！

    李经述宣布永久取缔复明党后，国内一些复明党控制的报纸借机污蔑李经述是在破坏宪法中的结社自由，说李经述是“独夫民贼”。有些受日本人资助的报纸还攻击李经述的私生活，比如北京《中国报》头版的一篇文章说：“我们希望具有一个崇高道德理念的总统，但李经述总统的私人生活是国家道德的耻辱，他本人就有两位夫人，而且他的手下很多都有三妻四妾，他并不觉得这一道德体系有什么不对。”

    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当内务总长谭嗣同拿着一叠这样的报纸跟李经述汇报时，李经述一笑了之，道：“吃饭说话，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力，那些读书人，吃饱了饭，闲着没事发发牢骚，不用太紧张。”

    谭嗣同说：“要是单纯文人发发牢骚，我也就不来打扰总统了。这段日子，各地的报纸都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论，肆意诋諆总统和席氏家族的联姻是政商勾结，任命席家栋为财政总长是收了席家的贿赂，说中国找泰西各国的借款大部分都落入了你私人的腰包，说我们的政府是万恶政府。”

    李经述深知言论自由的好处，容雪从泰西给他带回来的书里，就有“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这是英国政论家、文学家弥尔顿在1644年《论出版自由》中提出的。弥尔顿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是一种谬误”。他听了谭嗣同的报告，叹了一口气道：“新闻不是要报道真相吗？”

    谭嗣同道：“这些个书生，大都只有良心而已，哪有真相？现在全国的报纸一千多家，大都道听途说。捏造新闻，谣言满天飞，什么样吸引眼球，就怎么写。有很多报纸倡言无忌。淆惑观听，则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断难宽容。”

    李经述听了谭嗣同的话，陷入了沉思，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民主也极有可能是脆弱的。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若不依法限制，发生在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发生在一个有三万万农民，大多数人还吃不饱饭的中国，实足扰乱大局。李鸿章的君主立宪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纵容了报纸的言论自由，结果很多人都误以为李鸿章要称帝。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现在，对于一个95%的人口还是文盲的国家，民生显然要比民主更重要一些。他决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后人会误解，吹毛求疵，还是先义无反顾地集权，发展经济！

    于是，李经述给谭嗣同签发了一道总统令，凡是鼓吹“二次武装暴动”、“袒护逆党复明党”、“煽惑国民”的报纸，一律封杀报馆，停止出版，相关报纸的主编和记者，下放到各地农村住牛棚，和贫困的农民一起同劳动，体验生活，改造思想。

    这一下子更不得了，像捅了马蜂窝，不少人私下称李经述比李鸿章更狠，是一个大独裁者。李经述收到风声，一笑了之，心想：“独裁就独裁吧，要干大事，不独裁点哪行呢？得先有独裁，后有民主呀！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