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 游戏人生

    正德继位后大张旗鼓的改革终于开始了，其实在此之前刘瑾已经做过一次改革，只不过那一次是令出于中官，而且根本不经朝臣廷议，所改革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怎么能控制人怎么来，而这一次虽然只有十条，却条条直指整个天下最尖锐的几项问题：吏治、税制、土地、兵制以及部分学制。

    刘瑾当政时大权独揽，但凡对他的改革有反对者立即以各种名义逮捕或罢官，而这一次却是内阁、六部‘倡议’下，科道系统全体拥戴下出台的，而且杨凌和内阁的人反复探讨，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诘问从政策上予以完善、堵塞漏洞，每推出一条，都详细说明旧制的弊端，新制针对哪些部分，为什么做出改动，令得反对者也无法开口，所以皇帝一经批准，政策推出异常顺利。

    《大明勘乱法》、《大明募兵法》、《大明税赋法》、《大明工商法》、《大明移民法》、《大明科举法》、《官吏考成法》一一出台，在大明腹地正在用兵剿匪、西北江山风云突起的时候，给浑噩陈腐的朝纲注入了一股清泉。

    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并不少，尤其是这次流民造反真的成了改革的强大助力，造反者短时期内竟然聚起这么多响应者，北方几大重镇无数富绅豪门不但破家而且灭门，朝廷财政处处拮据的现象，把他们从太平盛世的幻象中打醒过来，这种种惨剧对他们深有触动，他们也知道民意不可违，朝廷是该进行一番改革了。

    正德皇帝下旨，再次明确减免京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以抚慰流民之心，并对去关东移民者施以种种优惠政策，开拓土地归个人所有、三年之内不纳钱粮等等，这一来许多正常人家也动了心思。

    尤其家中子女较多的，包括所多军户人家，因为按照民间惯例，家产是由长嫡子继承的，其余诸子只能自谋生路，趁着年轻在关外创下一片基业，拥有自已的土地、田庄，何乐而不为？更何况这些人没有后顾之忧，一旦失败再返回家中就是了，于是许多在家中不是长子的年轻人都纷纷报名，东北三卫涌入的移民开始增加大批不携家眷的拓荒者，这些人将成为团练部队的主力。

    朝廷内部也进行了整顿，现在内阁当中以焦芳为首，但是李东阳的激流勇退给了这位晚年才得以一展报复的焦阁老很大触动，他主动请旨，以老迈之身巡视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这些地方共有因战乱而离散家乡的难民三十余万，这些人都是随时可以点燃的干草，现在他们虽然到处乞讨，还看不出乱子，可是只要今年冬天这些人得不到安置，无处居住、没有衣穿、没有饭吃，造反还将随时发生。

    焦芳请了圣旨，以钦差身份巡视地方，督促各地府城官仓存粮减低价格，折纳钞票，粜给农民。并令谕以上各地布政使在流民较多的地方，编成里甲，新立乡都，就地安置，防止他们继续流窜。

    流民较零散的地方，则就地安插于附近各州县原有的乡都户籍中，但也新立里长，加以管理，更各拨给境内荒田或黄河退滩地，又量给耕牛种籽，使流民得以从事生产。农民有房有地，有了生存的希望，就绝不会把脑袋系在裤腰袋上去造反。

    朝中大事由杨廷和主持，成为实际上执掌朝政的人，这也是微妙的权力调整，争取到杨廷和一派的全力支持，杨廷和革除弊政，减轻穷困地区的漕粮和赋税，遣返宫女乐人，释放无辜囚徒，清查空饷兵额，仅这些每年就为朝廷节省财赋百万余两。

    江南士绅趁机鼓动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请求降低江南赋税，对此杨廷和却坚决拒绝，江南是杨凌改革的重点，这些官员见杨廷和不允，便转而去求杨凌，不免说出杨廷和许多谗言来，又将江南百姓的苦处说的十分不堪。

    江南富甲天下，杨凌是知道的，江南百姓富过其他地方，这一点他两下江南也深知肚明，杨廷和的穷地少征、富地多征有点类似现代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是一项很有效的税收平衡杠杆，所以杨凌对他十分支持，对这些游说官员全都打发了回去。

    两个人虽然由于杨一清的原因，私交不太好，却都能以大局为重，彼此心照不宣地配合着对方行动。其实要说江南百姓赋税重，目前倒不假，但是原因不在朝廷赋税重，根源仍在土地兼并和旧的税制。

    土地兼并本身并不是问题，如果土地全部归于国有，那算不算一种最大的土地兼并？土地是国家的也好，富绅的也好，他总要找人种的，就算真有那权力把土地全部返还农民，让人人有自已的土地，农民无论是持家理财也好、种地经商也罢，素质同样有高有低，过上百十年，优胜劣汰，土地还是会很自然地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

    问题是土地兼并者都是皇亲国戚、权宦世家，他们一旦把土地集中占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朝廷的税收愈少。皇亲国戚、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

    这样朝廷税赋就全压在自耕农身上，朝廷制订的原有税赋是人头税，这些没有特权的农民田地没有多少，交纳的赋税却越来越多，于是越来越穷，田地不得不典当给富人，转而成为佃户，于是朝廷的赋税也每况逾下。

    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从赋役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打击违法豪绅的特权，同时根据各地贫富、土地肥薄，官方制订田租的最高比例，不允许他们过份盘剥农民，这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朝廷新的土地条例、税赋制定把旧制弊病说的清清楚楚，而且新的税法只是将豪绅们偷漏的税赋重新纳入朝廷府库，不能再赚黑心钱而已，他们照样富甲一方，所以既不至于把他们逼到造反的地步，也不敢在朝廷上下一致同意推行的新政上做文章，科道那些笔杆子们可正瞪着眼睛等着抓他们的毛病呢。

    这些人愤恨难鸣，便把火发在新政的首倡者杨凌身上，不断上疏攻击他违制参政、擅理朝务。杨凌对此早有准备，杨凌立刻就“病”了。

    杨凌一“病”马上就上奏，请求封还皇帝授命他主持剿匪、改革朝政等事宜的旨意，说他患了重疾，恭请歇养病体，气得攻讦他的那些官员干瞪眼。紧跟着就传出杨凌要纳妾的事来，弄得这帮人哭笑不得：身染重疾？寡人之疾乎？

    可是你攻讦我干预朝政，我就回家讨小老婆玩儿啦，你还能怎么样？

    杨凌的无赖打法让这些人一时还真的想不出应对之策了。

    现在的正德皇帝可不比当年，内廷牢牢控制在他的手中，内阁和六部、科道全都拥戴皇帝的新政，他才不在乎少数官员的反对。

    正德皇帝三天之内连下三诏，而且下的不是中旨，而是通过内阁下达的正式诏书，要求杨凌辅政理事，这样的诏书是要抄在邸报上给群臣们看的，正德就是明确表态告诉天下人：朕支持他！

    据内廷一些小太监流传出来的话说，这三道诏书皇上是骂着人说的，不过经过杨廷和润笔，可就斯文多了。

    第一天一大早，司礼太监杜甫捧着第一道圣旨就来了：“纲纪败坏、国力疲弱、军队腐化、财政拮据，皆官员玩曷旧政漏洞所致，杨凌一意振刷，如久旱雨露，朕深切依赖。今国事甚急，岂国公释肩之时，自弃前功耶！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

    杨凌接旨，谢恩，婉辞。

    第二天一大早，杜甫抱着第二道圣旨又来了：“方今国家维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卿朝之柱国，朕之臂助。国公不可参政，非我大明律法，不过约定俗成之腐制耶，辅臣杨凌当速出视事，莫负朕恩”。

    这话皇亲国戚、勋臣功卿们全爱听，那不是自已以后也有机会在朝廷露露脸了？就连因为改革新政，自已少赚了钱的人都拍手称快，当然啦，现在杨凌开辟海运，他们财大势大，成为海外通商的大赢家，获利巨丰，也不怎么在乎从土地里多刨的那点食了。

    杨凌接旨，谢恩，继续婉辞。

    第三天一大早，杜甫拖着圣旨继续出现：“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剿匪事急、改制事急、抚民事急、振国事急，杨凌早早还朝视事，九卿科道不得妄议，再有渎扰诽谤者，一并交镇抚司究治！”

    杨凌领旨，谢恩，回复皇上说：“君上如此器重，微臣感激涕零，臣待病恙稍好，一定立即还朝，殚精竭虑为皇上分忧”。

    帝闻之大悦，第二曰散了早朝就摆驾出城，去登门探望自已的股肱之臣，以示恩遇。

    那些攻讦的朝中官员一打听，感情威国公今天纳妾，他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和太子爷登基为帝时，文武百官得三次促请有啥区别？这不是明摆着玩人呢吗？

    玩的正是他们，举重若轻，游戏人间，于声色犬马、荒唐嬉戏之中，行大道于腐儒酸丁、贪官污吏之眼前，正是这一君一臣的拿手好戏。

    杨家并没有特别的隆重装扮，虽说杨凌身份贵重，可是纳妾就是纳妾，照理说根本不需要太铺张的排场，皇上纳个妃子还是从角门儿往宫里一抬就完事呢，民间非娶妻那是不算甚么大事的，太隆重了反而让人笑话。

    不过杨凌今天是行西式婚礼，而且皇帝也来参与，这可算是极大的荣光了。

    荣光的不只是杨府上下，雅各思等神父们同样觉得极为荣光。这还是他们到了大明之后第一次主持结婚典礼，所以教堂上下粉饰一新，神父们都穿上了崭新袍子。

    上次教堂落成，皇帝前来参观，在京师引起很大轰动，现在他们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名教徒，虽说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不过这一年的成绩可比他们以前混的象叫化子似的几年成绩都高。现在皇帝再次到来，而且要求举办婚礼的是大明的公爵，影响势必深远。

    他们现在已经同国内取得了联系，甚至教皇那里也听说了他们在东方的重大进展，教士们正在组团购船，吸收志愿者，募集科学、文化、宗教各方面的书藉，准备更大规模的派遣传教士往中土传教。

    散布在曰本、吕宋等地的传教士通过商人们听说他们的教友在大明的发展也迅速往这里赶来。因为他们在当地传教比在大明更加困难，而且曰本、吕宋等地的当地人争论时总喜欢把中国古人的言论、看法当成权威。

    甚至他们传教时受到的当地人的讪笑都是大意相同的话：“连大明朝的人都不相信你们的神，都不相信你们的理论，少拿来骗人了”。大明在周围小国的文化影响如此之深，所以他们觉得只要先攻破这个坚垒，在其他地方传播信仰和教义就容易的多。

    杨凌同样不敢小觑他们的作用，那时的西方教会，总是随时掌握着西方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最新知识，明末中国的“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就接受了许多西方知识，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方面颇有建树的。

    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吸引些西方传教士过来，将带来许多西方的新知识、新观念。尤其他们地处大明京师，可以迅速传播开去，潜移默化地融合、影响正在蕴育萌生新的思想、科技和文化的大明。

    为了喜庆，教堂外没有驻扎官兵，倒是有许多庆祝的百姓，这些百姓大多是二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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