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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46章 苏轼治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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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专款专用,懂不?混为一谈,说轻了,是不懂财会,说深了,涉嫌混水摸鱼。

    其实,在那个年代,通判,是一个很得罪上司的职位,因为通判的职能就是和知府操事,并向朝廷打小报告,对地方领导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所以每地的领导对通判都是很烦心的,曾有一个姓钱的爱吃螃蟹的知州就明确要求朝廷把自己派到一个“有蟹无通判”的地方去任职,可见知州对通判厌恶之深。

    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后世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

    时,六井事,非大事。其时,凡大事均需上报朝廷,而苏轼好吹,掏井事,被吹成了一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说六口老井修好以后,正好遇上大旱,“自江淮至浙右”,所有水井都枯竭了,结果水弄的比酒还贵。只因我们有了这六口井,结果有喝的有洗的麻事不缺。老百姓都“诵佛以祝公”。

    然后苏轼就发感慨了,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天下大旱是不常有的,但我们往往因为不常有的事情而忽略了喝水这样紧急的事情,“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把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了。

    2、他赈灾事,前文说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既如此,苏轼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哪有灾荒年还大兴土木的?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其实,历史上的记载,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这都是苏轼的自说自话造成的。在这个年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一州之长,上书朝廷,写的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是不知情的。后人只是依文人的记载为准,哪知当时的实情。关于现在的苏轼,所在的杭州,有没有灾,这不重要,这本就是这通讯不发达、文化不普及的年代的黑洞。苏轼为得到朝廷的钱粮,不顾与之矛盾的大搞水利疏浚的事实,说,杭州和两浙灾了。而历史上就有记载,当时的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说,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

    纵观苏轼的一生,每到一地,就伸手向朝廷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包括后世的浙江省、江苏省的南部、还有安徽省和江西省。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平原;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腾挪转移,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中央“乞”,这不跟后世那些包二奶、养小三、住洋房、开小车的职业乞丐一样了吗?你苏轼,身为父母官,不思发展民生,就知吃饭伸手,宋之士大夫,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可见一斑;又,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中央,纨绔加无赖,还要筑牌坊,此风盛行,宋,哪能不亡?且,即使“浙西有荒”,你“苏常熟”,干吗不“腾挪”?

    王木木看了眼现下的杭州,既非荒年(荒年还在三潭印月吃三坛酒?荒年还在苏堤大吃东坡肉?),也非大丰收日。至于决定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赈济饥,观苏轼的一贯言行,不可信。至于反复上疏,减赋税,免积欠,加大仓米购入,拨米赈饥,等等,均属无事生非。苏轼不想无为而治,他要在项目中获利,所以,朝廷既收到了荒情奏请,又矛盾地收到了乞开西湖状。这个年代大宋的两当家人,是两女人,是两苏粉,是不懂油盐柴米的宫中人,看不出猫腻,被他糊弄了。

    说苏轼“勤政为民”,呵呵,看看吧。先看看,苏轼是怎么来到杭州的吧!苏轼第一次来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厉害不厉害?王木木都想去吏部问一问,苏轼这一年的年薪是该在汴京领,还是该在杭州领?苏轼直至“明年夏末秋初”才扭捏着赴任。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西湖之上,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呵呵,好一个“勤政”!好一个“为民”!

    自知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就是玩。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在“春时每遇休暇”,与民同乐,“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随便去何处,随便搞什么。爽完后,再“鸣锣以集”,同志们再回酒楼,吃喝到深夜,“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无固定资产者,皆为从贱业之贱rén。苏轼礼不下贱rén,他亲的是“士”与“女”而已。

    说苏轼“勤政为民”,有时,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纵观苏轼,在密州,在杭州,在惠州,都向朝廷提出过减税减赋。如果能减,士农工商,哪个不会高兴?问题是你苏轼是一政府官员,如果全国各州都提出这个建议,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国家还能是个国家吗?

    苏轼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亦欲取乐”,玩的也要开心,“此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搞的很穷,“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所以,苏轼的“勤政为民”,只是其“太平之盛观”的浮像。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像陶渊明一样屁事不做,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混日子。苏轼常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非常没有油水,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更望红裙踏筵舞”。

    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的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的“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但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其实苏轼此时才刚刚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但又因为胸怀大志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在基层做事,所以精神委靡颓废,“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这种工作状态,谁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还能真正的整治西湖、大兴水利?

    苏轼爱民,爱的是那种民,苏轼的勤政,又是如何呐?对此,苏轼自已亲口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一躺就是一天。

    嗟乎!苏大学士,你读过没读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他治病事,不可信!在宋,瘟疫之疾,职在医官。杭州有恙,无需知州亲临。当然,苏轼懂点医和保健,就像他诗文好就好炫耀一样,他也可能好炫耀其医道,如当年给王巩写信大谈岭南保健一样,他出现在了一些地方,装个亲民的形象,就如“学生冒雨做操、领导打伞欣赏”那样。出现出现,也是好事。至于苏轼自掏腰包捐五十金,更不可信,他如此有钱,那匹白马花钱买下就是,哪需出让自已的妾侍和出卖自已的孩子!

    苏轼做不了良相就想做良医了,所以,抄了几个方子,编了几本医书,想,说不定也能像诗词那样成一大家!可惜,苏轼后来就是自作聪明自己弄药治病给吃死的。这样的医生,你想要吗?用病人练刀的医生,你遇上了,是幸?还是不幸?别到头来,尸体还让人弄去倒卖骗保,死无宁日。

    4、他浚湖事,《乞开杭州西湖状》事有,苏公堤事有,三潭印月事有,东坡肉事有,但真相你有没有?苏轼自述:“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所以,在杭州,如果苏轼整治西湖如果仅仅只是《乞开西湖状》中明述的一些理由,没有隐性的好处,他哪能积极参与?于水利,他早就“耳冷心灰百不闻”了。

    5、他开河事,应有,这应该就是政府机关正常运转时的职能事,这在《乞开西湖状》中没提及,所以,应属日常工作,凡应卯者,理应出工出力。

    6、他引水事,是一愚蠢事。六井水可从即将湮灭的西湖引至千家万户,那为什么不能将西湖源头的溪涧之水“殆遍全城”?至于苏堤和三潭印月说是他的杰作,不如,说是他的笑话。这两款杰作,呵呵,说光明些,“于国于家两无用”;说警觉些,涉倒涉盗皆问题;说政治些,欺上瞒下貌良士;说历史些,以狡掩德照汗青。

    ……
白领情缘美丽的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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