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若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既然如此,为活更多“羽毛鳞介”,哪能任由湖农种植菱角,这不是在跟“羽毛鳞介”争夺生存空间吗?苏轼为什么这时就没有“亦何心哉”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二是“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既然如此,为何将不能种植的水域只设定为百分之一?又:“咸苦”与“六井渐坏”有关,与“乞开西湖”无关。理由是:杭州的“六井”,历史悠久,并非有些文章所说为苏轼所建。杭州自隋建州以来城市日益发展,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地下水咸苦不堪饮用。唐德宗朝李泌任杭州刺史后,组织民工自涌金门至钱塘门分置水闸,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石槽内安装竹管,引西湖水至城内各地,并置六个出水口,即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相国井,俗称六井。至宋,苏轼将引水之竹管改用瓦筒,并直接接于流向西湖的溪涧。故,北宋之六井,与西湖不甚相关,此理由作为“乞开”的第二大理由,牵强附会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三是“可无凶岁”。这个理由是理由,但又不是理由。兴水利,为灌溉,理所当然。但,若兴水利,要伤农,就远离“水利”的本意了。至于,毁了湖田,以保灌溉,究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是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这里,还真没法计算。其实,理论上,只要灌溉得当,工作从水源做起,有无西湖一个样。甚至,如果考虑进水的自然蒸发量,没有西湖比有西湖更能保水。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四是为了防止“吏卒搔扰”。这个理由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吏卒”素质差,你不能去跟他讲三dà纪律八项注意?你可是两浙路的军政一把手,作为军队的负责人,既然知道“吏卒”惯会“搔扰”,理当头痛医头,哪能头痛医脚?不去解决吏卒的问题,反拿西湖疏浚在这里说事,这苏大人的脑袋里,还有点逻辑性吗?这个主,说白了,就是欺软怕硬。他喜欢惹事;他又怕事。所以,他看着软的,就惹了;看着硬的,就闪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五是“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这话说得更白痴。西湖之水并非自涌而生,系周边溪涧汇成。若无西湖,直取溪水,减少二次污染,更能保证酒的质量。至于“远取山泉”,若无西湖,酒厂若又远离溪涧的话,不能搬厂?不能打井?不能挖沟渠?不能来个第七井?第八井?
有专家说,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zhāo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宋时的士大夫,诗文送到了空前的高峰,道德也开始急剧衰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是还没陷于急剧衰败的洪流,他,贵为权相,粗衣淡食,一生一妻,更没有狎妓养鸡之事了。而苏轼,妻妾成群,到一地,进一批幼女少女;换地了,就把开封吃了头汁妾侍变买;到新地,再进货。如果说,在宋,这已成风气,连寇准这样的一面人物,也免不了生活奢侈,狎妓成瘾。但苏轼此人,本质有问题,心眼小,爱中伤,性刻薄,爱享受。他自已是那种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关心百姓的人,就更讨厌实干派。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救了他一命,他不但不感恩反而一生都在嘲笑王安石,连王死后都不放过。章谆对他有恩,人家失势后也是百般嘲笑。谈文采,北宋无人能及苏学士。但是谈人品,同时代文人里面他是最差的几个人之一。比如,苏轼混在凤翔时,其时凤翔府属秦凤路,虽然与西夏还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然以为自己是在守边,苏轼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非痛整齐之”而不足以长治久安,不过这个事情又确实太大,“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苏轼他讲了什么呢?
苏轼他说,从前,国家搞“藏富于民”政策,这个地方很富有,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日子过的都很爽,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经过“冰消火燎”,老百姓开始变穷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和西夏操事,才能抵抗一段时间。
但如何才能“优裕其民”,一向偷吃懒做的苏轼虽没有什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仍然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就是请朝廷把国家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买卖!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建议,也就是苏轼这种书生讲讲罢了,国家专卖是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横向看看亚非澳欧美,纵向看看唐宋元明清,即使是21世纪,有哪个国家没有专卖制度?
苏轼的这个建议,正是苏轼的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现,好听,好看,老百姓听着感动,大声鼓掌叫好,深得民心,但却一点也不实用,骨子里还有点反动。除了骗取一片喝彩以外,真很是“于国于民两无用”。
其实苏轼自已也明白,“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苏轼又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姓就更会感激涕零,这样才可以达到“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的效果,会让全国人民高举拥护朝廷的旗帜向前高歌猛进!
对于苏轼惯会拉大旗的作派,王安石就说过,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用心太过,心机太重,耍小聪明的地方太多,心地不纯投机取巧,妄想只用一点小计谋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苏轼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苏轼的这一特点。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轼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时时意图以奇策制胜。诗文如此,行政也如此。苏轼疏浚西湖,“造”苏堤,“建”三潭印月,其过程中,投机取巧甚多,耍小聪明的地方甚多,脚踏实地行之有效的作为甚少,混水摸鱼财务问题更是大有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