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军在武昌城头看到了明朝政府军营地内的大混乱,杨七等诸位中华军军官面面相觑之余,以良好的心情在城头坐山观虎斗,最后,土司叛军被大明官兵击溃,余部纷纷向南溃逃,明军也拔营离开了武昌城,尾追而去,明军反攻武昌的这场战役,还沒开始就已经结束。
打从武昌城陷落,明军在长江沿线基本上沒有能发动过一次像样的反攻,有点战绩可言的战斗,大多数只是那种偷袭芜湖、瓜洲之类的游击战、骚扰战。
当然,这和中华军在长江上的部队都比较克制有关系,自从打下荆州后,中华军已经停止了作战行动,刘香以少量兵力突袭扬州,纯属其个人行为,而且因为是反击明军的攻击,还受到尹峰的直接表扬,不过,随后,江南道行军总管陈衷纪、副总管罗全修联名对所辖部队发出明确命令:除非遇到明军挑衅,否则一律停止针对明军的作战行动。
为了给与朝廷和谈制造和缓的气氛,中华军还把楚王的几名王妃、庶出王子放回了金陵城。
在得知以徐光启为首的朝廷招抚使团已经來到扬州的消息后,人在苏州的罗全修派出通讯舰通知了仍旧在武昌城的陈衷纪、麦大海、杨七等人。
罗全修并不擅长与朝廷文官打交道,要不他也不会投奔到尹峰麾下,在整个江南战区,擅长外交谈判的中华军高层只有陈衷纪。
在五年前的上一次招抚谈判中,大明朝廷被东北女真八旗席卷辽东之事所逼迫,不得不默许尹峰很多过分的要求,比如占据江南东部多个县城等等,而如今,尹峰的中华军已经打败了威胁辽东的女真八旗,代替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成为了大明朝心腹之患。
原先被满洲八旗压制的东蒙古各部落,在努尔哈赤死于赫图阿拉战场后,受到满洲八旗余部的影响,开始频繁地入关袭扰:现在,受到中华军长江攻略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又出现了奢祟明为首的各个土司叛乱。
由于朝廷开征海饷和辽饷,加上连年的水旱灾荒,导致西北农民越來越快地走向成为难民、饥民的道路,很快就出现了民不聊生、饥民遍地的惨景,大规模民变已经初见端倪。
天启元年(1622年)七月,明政府起用熊廷弼,把他放出大牢,任命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对中华军和满洲八旗的战斗力有着切身体会,所以力主在辽西走廊保持守势,明朝政府当权的官僚们对辽东形势沒有清醒的认识,是乘着中华军与八旗余部纠缠之时乘机进攻,还是继续坐山观虎斗坚持防守,相关战略决策一直犹豫不决。
熊廷弼不顾御史们连章攻击他“怯战”,全力主张积极防御,商议三方布置,增加登、莱、津门兵丁,而重兵屯山海关,以大宁河为最前线,在粮饷上重点照顾蓟镇兵马,不过,熊廷弼并非完全只守不攻,他打算待各镇兵马大集,粮饷备足,登莱策应齐备,然后海陆三方大举并进,兵锋直指中华军旅顺要塞及金复海盖四州防线。
在发起反攻之前,熊廷弼认为还需要做很多事:置新式火器、练兵是最主要的两件事,他给朝廷的奏章中认为,要完成反攻准备工作,最起码需要五年,而且需要每年三百万两白银的开支
此份奏章一上,朝廷上下一片反对声,科道御史最大的质疑就是:钱从何而來,大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需要养活几十万越來越多的朱家龙子龙孙,其余的需要应付几十万官僚的俸禄、庞大的宫廷开销,全国各地百万军丁的粮饷……这几年大明朝廷一直是是处处亏空,收不抵支,哪里还有每年三百万两白银可以用。
而此时朝廷已经被掐断与南方大部分疆土的联系,根本无力继续支援熊廷弼经营辽西,在此次招抚海寇的朝议中,熊廷弼连续上了数份奏章,成为了支持招抚行款一方的重要砝码,他在奏章中直呈辽东缺粮的事实,要求朝廷暂时与中华军停战,不仅可以使整个大明朝缓一口气,还可以使辽西明军从海路尽快取得一些粮食供给-否则,去年发生的兵变浪潮,很可能再次重现。
由于中华公司的横空出世,历史的进程已经被尹峰“篡改”的变了样,奢祟明造反规模远超过原时空面位的程度,而一度席卷大明朝各地的兵变风潮,直接原因是新军叛乱,实际是也是中华军军情部等推泼助澜的结果。
中华军已经成为明朝在辽东及东南沿海,以致于全国范围内的主要麻烦,无论在哪里,明政府都处在战略被动状态。
如今,即将在苏州开始的这场谈判,明朝政府处在非常被动的局面。
台湾舰队旗舰“飞龙号”曾经是尹峰的座舰,如今经过多次改造,航速和操作可靠性都大有提高,前來瓜洲迎接大明朝廷招抚钦使渡江前往苏州的,就是刚刚从武昌城顺流而下赶來的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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