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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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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迁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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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情缘美丽的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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