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凌晨时分发生的一件事让佟满堂陷入疯狂状态，他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想杀人的冲动。他家的母猪“黑妮”惨遭毒手，要不是肇事者麻老五舍弃赃物逃走，他佟满堂今天闹不好就成杀人犯了。

    事情是由麻老五的偷窃行为引起的，麻老五是下沟子村一个颇有名气的地痞赖子。下沟子村离岗子村只有两里地，多年来两个村子的村民彼此通婚嫁娶，血缘融合，几乎家家都沾亲带故。仔细说来，麻老五和佟满堂还算是远亲呢，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玩泥巴掏老鸦窝，很是知根知底。后来大了些，麻老五和佟满堂各自成了下沟子村和岗子村的孩子王，两人的关系才疏远起来，原因很简单，两个孩子王谁也不服谁，都拿自己当老大。

    成年后的麻老五越来越不上道儿，他生性懒惰，厌恶农活儿，又没什么本事挣钱糊口，渐渐变成了人人厌恶的二流子，成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从古到今，这类青年在中国农村都很常见，几乎每个村子都有。

    满堂家在岗子村属于佃户，父亲佟春富是个老实庄稼人，靠给东家陈家兴当佃农度日。由于租种的20亩土地是陈家兴的中药园，种植的是各种草药，因此比种庄稼的收入高，佟家的日子在岗子村属于中等水平。

    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中原一带出现数百万饥民，方圆数百里炊烟绝迹，饿殍遍野，很多地区出现人相食的惨剧。岗子村大部分村民也断了粮，饿死了几十口人，村西头的陈保仓一家七口人全部饿死，没一个活下来。像这样的绝户，岗子村还有几家。若不是大善人陈家兴拿出积蓄到洛阳买粮赈济村民，村里至少会饿死一大半人。作为陈家兴最忠实的佃户，靠着陈家的慷慨施舍，佟满堂家不但没有饿死一个人，还养起了一头猪。说起来，此后发生的一切事都和这头猪有关，完全是这头母猪惹的祸。

    这头猪是佟春富去年春天在集市上用两斗玉米换来的，抱回来时只是个刚刚断奶的猪崽子，瘦得像只耗子。因为是母猪，满堂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黑妮”。灾年间人都没粮吃，何况是猪，是佟满堂带着铁柱和妹妹翠花靠打猪草，到池塘里捞水葫芦，切碎了喂猪，才含辛茹苦地把它养大，为的是把猪卖掉，给佟满堂娶媳妇。过了农历七月满堂就满19岁了，这个年龄在农村已经不算小了。

    如此说来，“黑妮”已经不是一头普通的母猪，它承载着佟满堂一家人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就是把它当先人一样供养也不为过。

    前几天，佟满堂又一次给“黑妮”过了秤，这货还真争气，体重居然长到一百二十多斤了。照这么侍候着，再有两三个月“黑妮”就能长到150斤以上。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再是猪了，它会变成一个俊媳妇，和佟满堂一起过日子啦。想到这里，佟满堂心里乐开了花，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感。

    在二里地以外的下沟子村，麻老五也已经等得有些心焦了。他和佟满堂一样，也盼着“黑妮”长大。麻老五的嗜好很多，其中最上瘾的是推牌九赌钱，其实他赌技并不高明，经常是输多赢少，因此落了一屁股债。不用说了，这“黑妮”如果到手，至少能抵消他一部分赌债。

    麻老五的作案工具很简单，一柄短把铁锤，半瓶烧酒，一个白面馍，一块蓝花布门帘，其中铁锤是从张家镇张铁匠那儿偷来的，蓝花门帘是从邻村蔡寡妇家随手顺来的。

    这天夜里，趁着月黑风高，麻老五终于行动了。他摸到满堂家猪圈前，用蘸了烧酒的白面馍喂“黑妮”，“黑妮”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白面馍，即使有些怪味道也不大在乎，于是它连嚼都没嚼就一口吞下。接下来“黑妮”就有些迷迷瞪瞪，它晃晃悠悠走了几步便一头撞在圈门上。这时麻老五出手如电，抡圆了铁锤照着“黑妮”脑门上砸去……可怜的“黑妮”还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轰然倒下。

    麻老五将蓝花门帘的两个角系在“黑妮”的两只前蹄上，然后抓住两只前蹄把“黑妮”背到背上，这样蓝花门帘就像披风一样把“黑妮”从头到脚全部盖住。麻老五心说了，回村还有二里地呢，就算碰上走夜路的，人家也看不清你背的是啥。

    可该着麻老五倒霉，这天夜里满堂和铁柱也出了门。因为听村里的佟大宝说，这几天鬼子和国军干了大仗，国军怕是顶不住了，大路上国军的败兵像潮水一样朝西跑，路上丢的东西多了去啦！佟大宝启发性地说，好不容易有点发财的机会，现在不去捡洋落儿那才傻嘞。

    满堂当然不想放过发财的机会，他和铁柱天刚擦黑就出去了，哥俩在大路边的灌木丛里蹲了半宿也没找着机会，大路上的败兵太多，都跟放了羊似的，一群一群向西跑。满堂琢磨着，要是这会儿窜到大路上去捡洋落儿，非他娘的让人家抓了差不可，这帮鳖孙正缺挑夫嘞。

    天快亮了，大路上的败兵还没有过完，这哥俩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决定回家。这里离岗子村有三里地，在回村的路上，倒霉的麻老五鬼使神差般撞上了满堂兄弟俩。

    麻老五这趟活儿并不轻松，他要背着一百二十多斤重的“黑妮”赶两里地夜路，这无疑是件苦差事。路刚走了一半，麻老五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后悔当初没找个帮手，哪怕分走一半猪肉也值了。正这么想着，迎面就遇见满堂兄弟。

    满堂模模糊糊见麻老五背着什么东西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心里好生纳闷，心说这货咋深更半夜从岗子村方向过来？于是就大声问：“老五，你去哪儿？背着啥？”

    麻老五是个盗窃老手了，心理素质绝对强过一般人，他面不改色地回答：“哦，是满堂啊，莫事！俺老娘病了，去你们村找陈先生瞧病。”

    一听是麻老五的老娘病了，满堂就不能不表示一下关心，好歹两家还是远亲呢。满堂立刻凑了过去：“哎哟，是婶子病了，要紧不要紧？你歇歇，俺帮你背！”

    麻老五客气地说：“莫事！莫事！这就到家了，俺娘吃了药刚睡着，莫吵醒她。”

    满堂停住脚步：“那也中，往后婶子的病有啥要帮忙的，你给俺捎个话儿。”

    麻老五忙不迭地道谢，准备开溜。谁知这时“黑妮”从昏迷中醒来，发出一种怪异的哼哼声，麻老五的冷汗一下子顺着脑门流下来，但他毕竟是老手，早就练就了处变不惊的本事。他扭头柔声安慰着：“娘啊，俺知道你难受，忍着点儿，这就到家啦！”

    佟满堂这才感到哪儿不对劲，老五他娘的声音咋这么熟悉？不像是老太太的**，倒有点像壮汉打呼噜的声音。

    铁柱的脑子比满堂快，早看出麻老五有鬼，他冷不防一把掀开麻老五背上的蓝花门帘，“黑妮”那硕大的猪头立刻露了出来……

    麻老五见势不好，一把甩掉“黑妮”，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怒不可遏的满堂兄弟拎着柴刀杀进下沟子村，准备劈了麻老五这鳖孙。谁知麻老五根本就没回家，听邻居说，他半个月前就把老娘送到亲戚家去了，至于他亲戚家在哪里，下沟子村无人知晓。

    天亮时分，可怜的“黑妮”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它的颅骨几乎被铁锤打碎，能活到天亮已经是奇迹了。佟满堂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在这可怕的大灾年里，“黑妮”的离去使满堂一家人的希望全部破灭。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大旱，全省夏秋两季庄稼大部分绝收。谁知祸不单行，大旱过后又遇蝗灾，数十亿计的蝗虫如龙卷风般席卷大地。蝗群遮天蔽日，呼啸而来，啃光了地面上的一切植物，全省受灾民众达500万之众，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中原大地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河南的部分地区人口锐减，已达到十室九空的程度。经国民**有关部门私下统计，这场大灾难使河南省饿死了300万人之多。

    河南受灾后的惨状，自然引起大后方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除了《中央日报》之类的官方报刊，重庆几乎所有的民间报刊记者，包括驻渝外国记者，都蜂拥而至，赶赴灾区，一时关于灾区惨状的新闻报道汗牛充栋，国民舆论大哗。

    对河南灾区的新闻报道，蒋介石和国民**的大员们一开始并不重视，战争期间，大人物要操心的事太多，中国这么大，某个地区遭灾饿死一些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照理说，像这样巨大的天灾，**理所当然应承担起调集粮食进行赈灾的责任，但国民**也有自己的难处，长达六年的战争消耗，已经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其综合国力的衰竭也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河南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中日两军的重兵集团隔黄河对峙，在河南境内，三面临敌的中国驻军达几十万人，其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唯一可以依靠的战略通道，就是西面的陕西省。而陕西省自古就是个缺粮的贫瘠省份，在粮食问题上自顾不暇，岂有余粮支援河南的几十万驻军和数千万庞大人口？

    算来算去，河南的军粮也只能在河南就地解决。战争时期，军人不能饿肚子。至于老百姓，只好委屈一下了。这一年，中央**给河南省的征粮指标一点没减少，这对赤地千里、嗷嗷待哺的灾区民众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还包括地方**的征税，通过省**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记者张高峰的报道《豫灾实录》，披露了灾区哀鸿遍野、饥民相食的惨状。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先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一石激起千重浪，大后方民众舆论鼎沸，悲愤莫名。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蒋委员长和国民**的大员们有着超稳定的心理素质，任你舆论闹翻了天，人家就是打死也不作为，看你有什么办法。

    对于**的不作为，中国的报人们闹腾一阵子也只好无奈地闭了嘴，可洋人们不大了解中国政治，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轴人”[1]

    。

    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大学毕业后，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于1939年来到重庆，任《时代》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1943年2月，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

    这次灾区之行使白修德先生受到极大刺激，中国官员们习以为常的事，在白修德看来简直不可容忍，这不能不承认，东西方的价值观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应该说，白修德的采访稿件是很犯忌的，因为重庆**的新闻检查制度相当严格。按规定，当时从中国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经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后方可发出。但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洛阳电报局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

    这篇来自河南的灾荒真相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这件事惹恼了蒋夫人宋美龄，因为仅仅就在21天前的3月1日，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蒋夫人这年2月刚刚在美国风光了一回，她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支持中国抗战的精彩演讲，她的魅力一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美国。正在这节骨眼上，白修德的文章极大地败坏了蒋氏夫妇的国际形象，这不是毁人吗？

    蒋夫人看到报道后大怒，她气急败坏地给《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写信，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

    事后白修德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了体，他发了疯似的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找了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在与何应钦面谈时，两人还大吵起来，何应钦不承认军队抢了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认为这是共产党制造的谣言。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最后白修德终于见到了蒋介石。他在一封信中，以极不恭的口吻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个老家伙给我20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

    就这样，一场迟到而无奈的赈灾行动才开始实施。

    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另一方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蒋委员长的这一举动使日后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一头雾水，一边是火急火燎的“赈灾”，一边是不由分说的“纳粮”，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居然搅到了一起。

    有人这样分析，蒋委员长“赈灾”是假，“征粮”是真，三面临敌的河南驻军不可一日无粮，老先生从战略角度考虑，无奈地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

    白修德写完那篇灾情报道后，又采访了一位中国军官，当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国民**横征暴敛造成的惨剧时，这位军官却振振有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希望老百姓应有这种觉悟，宁可饿死也绝不当亡国奴！

    可问题是，奄奄一息的数百万河南灾民们，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当有饭吃的亡国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若干年后，白修德对中国民众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两辆美制军用敞篷吉普车在叶县通往洛阳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这段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已变得凹凸不平，再加上日军的空袭，使原本已经很糟糕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弹坑，车子颠簸得很厉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和幕僚、卫士们被颠得七荤八素。汤恩伯的帽子歪斜着，落满了灰尘的黄呢军服敞着领口，满脸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圆脸上留下一条条污痕。

    汤恩伯的心情很恶劣。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国军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就被撕开了两个巨大的口子，日军三面包围郑州，只在城西方向留出通道。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其在攻城上多耗时间，不如迅速夺取交通枢纽，主力尽快南下控制平汉铁路。至于郑州的中国守军，日军干脆放开一条通道，使其主动撤退，避免守军做困兽之斗，增加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据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日军另有一股强大的兵力正向西南方向涌动。这一态势使蒋鼎文心里一惊，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看出了日军的路数，那是日军统帅畑俊六大将朝思暮想的心病：在豫中围歼汤恩伯集团的精锐主力——石觉的第13军。

    蒋鼎文为此惊得张皇失措，他知道13军是汤恩伯的心肝宝贝，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急令汤恩伯火速赶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这就是蒋鼎文的愚蠢之处，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他还要正儿八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

    汤恩伯为了赶时间便轻车简从，只带了副官、参谋及四个卫士就匆匆上路了。

    汤恩伯本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后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回国后先任孙传芳部少校，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黄埔六期军训区队长，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

    汤恩伯的威望随着13军的赫赫战功渐渐声名鹊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汤恩伯率13军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和日军血战14天，直到张家口被突破，才不得不下令突围。

    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才真正显露杰出的指挥才能，他率领第20军团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内，第20军团的骑兵团随即沿台枣公路展开攻击，上千名手持马刀的轻骑兵组成数道凶猛的攻击波，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前仆后继，连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楔入日军防线纵深达四公里，数百名日军士兵横尸骑兵团刀下……

    一个随军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搏杀，他是这样报道的：“凶猛的中国骑兵展开战斗队形，旋风般冲进我们的防御阵地，随着战马冲击速度的加快，他们手中令人生畏的马刀犹如割草机，霎时造成我军血流成河的景象，即使是中世纪马木留克[2]

    骑兵再现，也不过如此了，我们一些步兵的神经系统处于崩溃状态……”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汤恩伯军团和下属第13军功不可没。1939年随枣会战，汤恩伯军团纵横襄东平原，收复唐河、桐柏、枣阳、随县，其主力第13军成为中国陆军的明星部队。在当年的冬季攻势中，第13军奉命进击日军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役。1942年2月豫南会战，第13军与日军激战于舞阳，再度重创日军。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对汤恩伯这个老对手恨之入骨，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汤恩伯遂成为国军中少数为日军所畏惧的将领之一。

    1940年，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与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做法，将战区中的党政军大权集于军事长官之手。不过，汤恩伯的主政之才却不敢恭维，1942年豫南大灾，汤恩伯不事赈灾、救民于水火，反而大肆扩军，为了维持军费，居然在重灾之区大肆征敛，河南省征起了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的大肆扩充，只要数量，不求质量，因此大批散兵游勇、土匪流寇被招入其中，他的部队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共计30万人。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所需军费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致使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这便为此次的豫中大溃败种下了不可逆转的苦果、恶果。

    中午，汤恩伯一行穿过伊川县城，两辆吉普车颠簸着向北开过一个小村子，只见村口一间土坯房的墙上用石灰写着“岗子”两个字，已被雨水冲刷得斑驳模糊，几乎辨认不出。村中道路冷冷清清，两个村民慌慌张张跑回家，将院门紧闭。更多的院门缝隙后面是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两辆汽车穿村而过。

    村子北口有一棵巨大的古槐树，汤恩伯无意中看了一眼，他发现这棵古树的树皮已被饥民们剥得精光，早已死去，狰狞的枯枝冷冷地伸向灰色的天空，一群乌鸦被汽车的轰鸣声惊起，发出一阵阵鼓噪。

    汤恩伯看了看手表，已经是12时30分，他觉得有些饿了，于是吩咐停车，吃一点东西再走。

    副官从后面的警卫车上搬来食物箱，在村北口的打谷场上铺开一块军用雨布，打开折叠椅，请汤恩伯坐下，然后开始分配食物。

    卫士们每人分到一个野战饭盒，这是美军标准野战口粮，里面有涂好黄油的面包片、午餐肉、果酱和色拉调料等，还夹有两支“骆驼”牌香烟和三根火柴，饭后还可抽上几口。

    汤恩伯和几个军官吃得要好一些，他们的午餐是美军C类战斗口粮，这是一种使用工业化生产包装的战斗口粮，以中国军人的眼光看，这种食品简直太奢侈了。每份口粮重三千克，有六个小铁皮罐头和一个附件包，其中三个罐头是肉类、蔬菜、通心粉、腊肉、鸡蛋，称为M成分。另外三个罐头是主食类，有饼干、混合压缩麦片、糖衣花生仁或葡萄干、速溶咖啡、速溶柠檬粉或橙粉、水果糖、果酱、可可饮料粉和褐色牛奶糖，称为B成分。附件包里有九支香烟、净化水药片、火柴、卫生纸、口香糖和开罐头器。这六个罐头组成一天的口粮。在多数情况下，美军的C类战斗口粮为冷餐，但也可加热食用。

    这种专门设计的野战食品都兼顾了营养、热量和口味，体现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化程度，属于《租借法案》物资中的一部分，在盟国军队中很普及，每个士兵都可以享用。

    1941年以后，中国战区也分到少量的《租借法案》物资，但由于数量太少，只能优先供应驻印军和远征军，像这种C类战斗口粮也只有汤恩伯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才能够享用。

    汤恩伯的胃不太好，平时几乎不能吃凉食品，但今天也只好凑合一下，在兵荒马乱的路途中，能有这种食物已经很奢侈了。

    饭刚吃了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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