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凡各衙门奏事,俱是玉音亲答,以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不敢预也。内外一应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余尽数呈览毕,送票,票后再行呈览,果系停当,然后发行”
第二,(朝后)“令臣等随入叫见,有当奏者就随便陈奏,无则叩头而出。此外,若有紧急密切之事,容臣等不时请见。”
第三,“伏望皇上命司礼监除民本外,其余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
第四,(奏疏)“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一切奏本,尽行发下...有未下者,早容科道官奏讨明白。”
四条看似是不多,但内容与当初言官提出来的还政内阁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对象不同而已,当初打压的是太监王振,而今换做了皇上,所以在这条路上,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仁,要么成鬼。
杨峥几乎不敢想象这个结果,自明一朝,自朱元璋罢黜丞相之位后,因工作量过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只能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时日一久,内阁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宰辅机构,这便是外廷,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权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可以在内外廷的合作下保持稳定,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但国家仍然可以做到繁荣稳定,甚至出现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说,皇帝与内个大臣的联系,还需要通过太监来沟通,皇上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在某些情况下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明英宗以后,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问政事,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有些人据此认为明中叶之后的政治极度黑暗,其实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叶之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使得内阁更加具有民主性,如徐阶任首辅时,就在面对分歧时在所有阁臣中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得出最终决定。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内廷的作用与内阁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大略的推行以及政治抱负的实现都是由内阁来完成的,而内廷则只能扮演一个配角。这种情况只要皇上稍微留意,内阁稍微上点心,都能保持一种平衡,而今的局面,经王振这么一闹,司礼监算是彻底凉凉了,没了太监从旁限制,内阁的权势必然会大,皇上再厉害也只是孤家寡人一个,与庞大的文官集团相比,显得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局面皇帝只会寄托新的力量来打破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一点从朱元璋废除宰相,朱棣将内阁降为二品就可以看出,凡是有想法的帝王是绝不容许自己左右不了,甚至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势力出现,小皇帝性子固然温和好说话,但这不表示会让文官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弄不好自己丢了性命不说,再来一次废除内阁的话,杨峥想不出还有什么能限制皇权的。
这种可能性极大,让他好生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