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零 教熊孩子

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他并不清楚自己父亲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在李治和崔英的精心伪装下渐渐展开了。

    李玉也在萧妃和李治亲自关怀下慢慢长大。但是当李治提到以后要把她送到外面成长时，萧妃哭了一阵，却又坚强的说：“殿下，臣妾早就知道，身为皇家，就要承担很多额外的责任。只要殿下是为了他们好，我愿意放下这些私心。对臣妾而言，只要殿下心里能有我，就什么都值了。”

    李治抱着这些对自己情根深种的女子，不仅再次感叹古代的女子就是好哄骗。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重整国子学和太学。李治可不想让以后自己的孩子读着这些老掉牙的经典，成长为另外一群可怕的儒生。他把自己犀利的目光投向了大唐最高教育机构的学制问题。唐代并不是理学治国，处于一个门阀政治转型的阶段，他有足够的信心，去调整教育策略而不会被后世理学的儒生反对到天下大乱。更何况，每年入仕受官的数目，唐初科举不过录取百人左右，而其他的杂色如流，流外入流途径的人数大概每年一千四百人，也就是说比例在一比十左右。这意味着修改科举科目根本不会影响当时官员选择的根基。

    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常年按照制度举行的叫做常举，皇帝临时下诏额外开的叫做制举，后世也有叫“恩科”的。根据《唐六典》记载，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六科。秀才科为最高等，秀才上上等为正八品上，已下递降一等到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降秀才三等。进士，明法甲第从第九品上，乙等降一等。

    但是实际情况秀才科是长期有名无实的，据记载，唐太宗有一次办了一次秀才科，然后请中举的举子引经据典，讨论治国方略，结果没有人能够对答。他考虑到可能是紧张而临场发挥不出来，因此让他们回去再写，结果还是没一个让他满意的。所以李世民发愁道：“朕发诏征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其实这主要是秀才科考试的内容不是普通学子能想到的。当时的局势也是上升到更先进的封建法制阶段，不是民间学者能够忽悠过去的年代了。因此，通过秀才科的人其实是很困难的，非穿越众不能为之！还有一部分文人，醉心词华，文体华丽，但内容空洞。这说明文学念得好和有治国思想是两回事。虽然李世民求贤若渴，但没有赶上类似于诸子百家和雅典黄金年代的好时候，不能不说是当时教育系统的失败。所幸在贞观年间，秀才科虽然中举的人少，但是一直都在开。李治希望最近重开的稷下学宫能够对秀才科有所帮助。秀才科不直接考经典也不直接考文学，但是考的是类似于现代公务员考试“申论”的形式，难度是相当大。至于后世常说的秀才，其实对是进士科的举子的高一级的称呼。真正的秀才，绝对是历史上的珍稀物种。

    明经虽然有甲乙丙丁四个级别，进士有甲乙两科，但其实明经从来都是按照丁第来录取，按从九品上阶录取；进士是按照乙科录取，按照从九品下阶。

    明经科和进士科从考试面上讲，要比秀才复杂。所谓明经，指通晓“二经”者。有时候也兼考《论语》和《孝经》。所谓两经，《唐六典》记载，

    ——“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所谓通晓，那仅仅是倒背如流是不够的，而是要做到每一句都能举一反三，穷根究底，不可谓不是应试教育的典范。后来也有五经，三礼，三传，三史也属于明经的科目。明经科一般都是大儒门下私学所授，因为古文献大家都知道，就那么干巴巴的几句话，没有人解释，那含义你知道个屁。这就是传说中的我认识每个字，但我就不明白这说的嘛玩意。说白了，古文就不是人话！说了你也不懂。不止是现在是如此，当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