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皇宫。
偏殿里的忽必烈正看着奏章,这里除了他之外,只有安童和叶李两个人。
老忽很快就浏览完了奏章,看完之后他并没有出声,而是微微闭上了眼睛。
见他如此,安童和叶李都没有说话。
殿堂内很安静,可这种安静没有持续多久就又被忽必烈打破。
“国债和钞行,在朝廷中如何归制为宜?”
安童和叶李迅即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由安童回道:
“臣与叶李计议了一下,朝廷可效仿琼州,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如陛下觉得不妥,则可于中书名下,设立一个财政司,以求事权之专。”
忽必烈看了看安童,又看了看叶李,微微颔了颔首,淡淡地说道:
“财部之设暂且搁置,还是财政司较佳。”
叶李立刻开口:
“陛下圣明。”
老忽的手指在他的御案上轻轻敲了几下,然后接着说道:
“既然这个财政司的职事已定,其它的就由尚书省来处理吧。”
听了大汗所言,安童怔了怔,叶李则长出了一口气。
北元帝国于至元二十七年(宋景炎十五年),在朝政上实施的最重要举措,无疑就是所谓的“国债”和“钞行”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在朝堂上大肆渲染,但在忽必烈的关注下,私下里安童和叶李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忽必烈对此事的重视,是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叶李这个“高参”、也没有外人给他讲述无耻的“圈钱”伟论,他也不难意识到,让天下人把钱“借”给朝廷、或“存”在朝廷的“钞行”里,对他的大元朝意味着什么。
故此,他不仅异乎寻常地没有让包括桑哥在内的任何人插手,把整个事情全权授予了安童和叶李,就是相关的商议,也多限于他们三人之间。
而安童受任后,则更为此事倾尽了所有心血。
过去的安童之所以对阿合马、卢世荣、包括桑哥反感,是他认为,这些人所实施的举措,多数仍不过是在搜刮、掠民之财。但他的尴尬就在于,他反对也好、反感也罢,作为当朝的丞相,他自己对朝廷的困境却提不出任何相应的解决之道。
然而,琼州的做法打开了他的眼界。
朝廷国用不足,可以向民“借”,只不过要还民以“利”;如此,朝廷从中得其便,民也可就此得其利。
在安童的看法里,相比那个“死胖子”和什么“卢居士”、包括桑哥或明或暗地把钱财“掠来”,琼州的做法真的不能不说两全其美,也更令人称道。
作为一个深受汉家文化影响、且得到过“正统士林教育”的儒门子弟,安童本就对士大夫之流向而往之,而琼州的做法恰恰又是由过去南宋的士大夫们所创立,他潜意识里面的倾向性可以说早已就存在。更何况上述两策一旦实施成功,不仅可以舒缓朝廷的困境,而且还意味着他重掌朝廷中的事权,不再成为某种摆设的角色。因此,无论是从“公”、还是“私”的角度来说,他全身心的投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童除了遵照大汗旨意命属下继续查证琼州在行的各种做法、收集那个所谓的“大宋邸报”外,还曾特别指令:对琼州的“宝行”和“国债”,务必时刻要留意,一旦其中有任何消息或情况,均不得遗漏,第一时间报送大都。他自己更亲自与叶李等人反复琢磨、梳理琼州在宝行、国债上的各个细节。
但客观地说,安童在此事上的最大助力、就如同当初的桑哥,是有叶李这个“高参”。因为固然安童在用心,而叶李私下里也没少花心思。
叶李这个人是有才的,而且他还属于那种具有实用之学的才子,这是他无论在另一个时空中、还是在这里,均为忽必烈所看重的最重要原因。
历史上在南宋投靠北元的众多官员中,真正为忽必烈所看重、乃至重用的,实际上就一个叶李。其他不过就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散官”、所谓的“江南遗逸”闲人罢了。
不过正因为所谓“江南遗逸”的身份,叶李在许多事上就很谨慎,考虑的也远比安童要更细致。
叶李对安童的提点,主要在两个事情上。
一个是“国债”和“钞行”归属,也就是它们由朝廷的哪个衙门来管辖。这也是忽必烈交代他们所要筹划的事之一。
从已经打探出来的消息来看,琼州的做法是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安童就此认为,北元朝廷理应照搬。
但叶李认为不妥,因为按照这个做法,过去的户部势必要纳入到新设立到财部之中,这就就意味着要剥夺桑哥之权。而叶李根本不作此想,所以他提醒安童:
“丞相,以目下之情形,朝廷于六部之外再设立一个财部,恐怕不妥。”
安童看了看他。
“先生的意思是?”
“六部之事已有尚书省在管辖,仓促变更则易引起朝政上的风波。”
夺桑哥之权,依这个所谓“圣僧”的性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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