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 虽然袁崇焕还在为自己平定辽东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感到万分遗憾,但是作为进士出身的文官,效忠于皇帝、服从朝廷差遣,则是早已经刻在骨髓里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只能接受眼前的现实。
等袁崇焕到了通州,见了坐镇通州的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孙承宗以后,回辽东任职的想法,更是早就抛开了。正如孙承宗告诉他的,作为臣子,唯有服从皇帝的旨意才是正道,若皇帝的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向皇帝进谏,努力改变皇帝的决策,是臣子该做的。
然而如果皇帝的决策并没有错,那么作臣子的,不想着如何去执行,而是只想着如何改变皇帝的心意,想着通过左右皇帝的意志,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绝非臣子所当为。
孙承宗的话,让袁崇焕猝然警醒。天启七年七月宁锦大捷后的袁崇焕,的确有点志得意满、得意忘形了,他之所以敢于愤而辞官,就在于他断定朝廷不敢放他离去,他认为辽东的形势离开他玩儿不转,唯有他才是那个能够挽救辽东危局的人。
也正是因为这一判断,他在辽东为人处世越来越专横跋扈,先是与赵率教闹翻,朝廷不得已将赵率教调至山海镇,后来又与辽东镇总兵官满桂冲突。
历史上,崇祯元年,袁崇焕重回辽东之后不久,就上书朝廷将满桂调任大同,而尤其暴露出他得意忘形的一件事,就是矫诏擅杀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矫诏的意思,就是假传圣旨,擅杀就是未经请示。
若不是有恃无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不仅擅杀边帅,而且让皇帝背了个大黑锅。
历史上的崇祯四年,毛文龙旧部的叛乱与投靠后金,与袁崇焕的恣意妄为和让皇帝为他背黑锅,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四月二十八日,崇祯皇帝在乾清宫的东暖阁里,召见了前来陛辞的袁崇焕,陪同召见的有内阁大臣李国鐠、孙承宗和徐光启,也有军机大臣张惟贤。
乾清宫外阳光灿烂,东暖阁内窗明几净,待众人行礼完毕,相继坐定,崇祯皇帝说道:“袁爱卿近日从粤省北上京师,路途遥远,其中艰辛可知,朕原想待卿多休息上几日再行召见,然而如今西北形势一日数变,陕西巡抚洪承畴、延绥巡抚孙传庭,以及户部督理仓场侍郎南居益,皆报去年以来陕西全境干旱无雨,延至今春,三边州府饥荒严重,流民遍地,延绥辖内府谷、白水、安塞等地,如今皆有流贼作乱,更有贼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王大梁等,在三边之地裹挟流民杀官造反,围攻州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念及此,朕实在忧心如焚。袁爱卿既任三边总督,虽然路途辛苦,仍当尽快赴任。”
听皇帝说出这些话,不仅袁崇焕马上离座跪地,就是李国鐠等人也是难安于座,纷纷起身跪地,说道:“臣等有罪,致令陛下忧虑如此。”
崇祯皇帝摆摆手说道:“卿等平身。此非卿等罪责。”
然后待众人坐定,崇祯皇帝又对袁崇焕说道:“袁爱卿对西北乱局可有章程?若卿明日离京赴任,爱卿可有何需求?凡是朝廷能办到的,卿可尽管说来。只要爱卿平了西北贼乱,朕不吝公侯之赏。”
皇帝说完这个话,阁中大臣都是一惊,皇帝对西北贼乱如此重视,倒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袁崇焕躬身说道:“陛下,臣前来京师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稳定西北的策略,陛下有意开拓西北,募流民屯垦于河套,此乃长远之策,然而此策推行非三五年,难见成效。如今贼乱炽烈,惟有以剿为先。臣以为平西北贼乱,无外乎足食足兵两策。臣请陛下授臣以平贼之专权,募民以足兵源,屯垦以足粮饷,如此不出三年,臣定当剿灭三边贼乱,还陛下一个安定之西北。”
说到这里,袁崇焕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皇帝,接着说道:“臣闻三边各镇欠饷日久,虽则去年底,陛下已补发部分欠饷,但与欠饷数额相比,仍属杯水车薪,况且如今正是借重三边士卒之时,士卒若是不能饱腹,臣等亦难以驱之使战。请陛下发银三十万与臣,臣携之赴三边,振军心、整军备,半年之内,必有以报陛下。”
袁崇焕说完这话,心里忐忑不安,担心皇帝拒绝或者训斥,毕竟未上任即要饷银,实在有点像是要挟皇帝的意思。
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听见皇帝说道:“朕赐爱卿尚方剑与密折奏事之权,三边五镇之军务,皆由卿处置,总兵以下不服调遣作战不力者,卿可先斩后奏。另外与卿银三十万两,爱卿可用以募民屯垦于河套,并可自建总督标营五千。至于三边各镇欠饷尤多的问题,朕再拨五十万两,由卿携至五镇,交由五镇监军御史核实发放。”
袁崇焕听毕,连忙跪地谢恩。接下来君臣之间又计议一番,袁崇焕在李国鐠等大臣引领下陛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