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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从朝廷正规的渠道知道了卢象升的情况,这一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不会不赋予其重任。
接到直隶总督府命令其继续扩大募民屯垦规模,并就地编练新军五千的公文之后,卢象升很快又被巩永固派出的锦衣卫找到,并领了一道皇帝的亲笔手谕,这个手谕授予他大名府、广平府、顺德府三府兵备道的职务,并给了他“天雄营”的番号,而且授予他密折奏事之权,可以不必经过直隶总督府、通政司、内阁或者军机处这几个层级,直接将想要上报或者请示的事情,送到皇帝的书房案头。
对于“天雄营”的番号,卢象升虽然不知道皇帝是出于什么考虑给命的名,但是琢磨了一会儿,很快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这个听起来十分响亮的名字。
特别是当他拿到那两个密折盒子的时候,卢象升突然生出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绪,崇祯皇帝的信重,令他激动不已。
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为皇帝效命,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这个皇帝对自己还有知遇之恩,那就更不用说了,唯有效死而已。
如今的崇祯皇帝,当然与历史上不同,他对编练新军的事情,自然是考虑了很久。他一开始想用新式的师团营三级编制,但又觉得这样做,与这个时代有点格格格不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时代文武官员乃至天下百姓早已习惯了的称谓,先采用营兵制,然后逐渐扩大编制,在营的上面逐渐升格,也给以后新军官佐的升职,预留出广阔的空间。
如今的九边各镇,军事编制上都叫作镇,其最高军事职务叫作总兵官。其实在明初的时候,总兵官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而且也不是一个常设的职务。平时,军队都归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管理,战时,由兵部派出将领担任总兵官指挥作战。
这个制度挺合理,但是时间一长就乱了套,到了明朝后期,卫所制度废弛,于是营兵制开始盛行,总兵官也就成了兼管卫所军队和营兵的常设职务。到了明末,更是总兵遍地走,参将多如狗了。
在崇祯皇帝的设想之中,编练新军要分阶段循序渐进。第一阶段,先由杨应乾等人,在京西涿州、房山、良乡等地屯垦之民中,招募两万青壮,进驻涿州新军预备大营,先苦练其体能队列,并教之以军法纪律,如此三月之后,从中精选一万五千人,移驻通州大营,集中朝廷现有的军械枪炮马匹粮饷等物资,优先编练一个镇,番号为新军第一镇,设总兵官一员、监军御史一员,副总兵一员、参谋长一员。
总兵官管练兵作战指挥,监军御史管军纪饷禄叙功,副总兵管军备后勤辎重,参谋长管军情军令军务,同时全镇上下皆受总兵官节制调遣。
一个镇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标,每个标下有三千人,由副将一员统领,参谋、训导、参将佐之,副将管全标人马作战指挥,参谋管军令军情谍报,训导管军纪饷禄叙功,参将管军务后勤辎重。
标下设三营,每营一千人,营官为游击、副营官为守备,同时设参谋训导管军务和军纪,营下一千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个哨,每个哨下二百人,哨官为千总、副千总。
哨下设三个队,每队六十人,设一把总、副把总领之,分为三个排;每排二十人,设排长、副排长领之;剩下二十人编为哨官直属排,负责通信传令督战等事务;排下再设伍,伍长领之。
与此同时,涿州新军预备大营再行招募青壮,与剩余人员混编,继续训练,三个月后另行挑选一万五千人,编练新军第二镇,如此源源不断,到崇祯二年秋的时候,就可以陆陆续续编练出新军四五个镇,七八万人。
再加上授权李邦华在遵化白冶炼编练的矿营五千人,卢象升在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编练的天雄营五千人,以及漕运总督袁可立在淮安等地编练的督标、漕营八千人。
等到崇祯二年黄台吉带兵入侵京畿的时候,除了原有边地驻军,崇祯皇帝的手中,至少又有了新增的十万新军,到时候情况肯定要比历史上好很多。
而且这样一个镇一个镇地编练,每年在原来九边十二镇基础上新增的军费,也不会增加太多,不至于严重超出国库和内库的收入,影响其他方面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