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到明末,人口当然是早就超过一个亿了,但是并没有超过两亿,根据后世的各种测算,明末中国人口最多也就一亿五千万左右。
这个数字虽然不小,在十七世纪绝对是世界第一了,但是与后世中国的人口总额相比,那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特别是,明末中国人口的重心,其实已经转移到了南方,长江两岸才是当时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至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人口的密度并不是最大的。
至于九边各镇辖地,人口的密度就更小了。之所以这些地方最先出现流民,而且流民也最多,实在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天灾人祸太多。
十七世纪的上半个世纪,是如今世界史上公认的小冰河时期,每年的霜降和降雪,要比之前的时间,提前一个月左右,不仅是天冷的早,而且冬季的气温也更低。
这也是后来崇祯皇帝下旨,让徐光启主管钦天监,在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的帮助下,重新编订历法的根本原因。
这个重新修订的历法,历史上就叫《崇祯历法》,后世沿用的农历,就是在这个崇祯历法的基础上反复修订而来的。
一旦出现了这种长期的气候的变化,本来的气温较低、干旱少雨的北部边境就更加不适合传统的作物耕种和人类居住了。这也是蒙古人不断南下抢掠,而女真人不断南侵的外部客观原因。
不光是当时的中国如此,十七世纪头几十年的欧洲,也因为气候的变化,处于列国混战的局面。
崇祯皇帝统治中国的时候,也正是德意志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的时期。
虽然气候的大环境在变坏,但是大明朝并不是没有改变的机会,只是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罢了。
对朱大明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很简单,一个是移民,既然北方负担不了更多的人口,那就移民,往南方移民,往海外移民,为中国人开拓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更大的生存空间,比如当时的东番岛、琼州岛,以及广阔的东南亚。
当时的东番就是后世的台湾岛,琼州自然就是后世的海南岛。在十七世纪的上半叶,这些地方,都要比陕北、晋北、冀北更适合人类居住。
另一个就是换种农作物。既然小麦、水稻、小米在日益寒冷干旱少雨的北方没法给人们带来足够的食物,那就种植其他能够适应这个气候的其他农作物。
这样的农作物是有的,那就是从海外传来,当时已经在闽粤山区种植的番薯、土豆和玉米。一想起这些,朱大明就更加期盼徐光启的到来了。
到达通州后的第二天,徐光启暂时撇下其他的随从人员,只带两个亲信家仆启程,骑着潞河驿提供的驿马,加快了进京觐见皇帝的步伐。
家仆身上,背着皇帝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的圣旨,所以一路上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人还没到通政司,王承恩就已经带着一干人马在通政司的衙门口等着了。
如果不是昨夜潞河驿传进来消息的时候已经太晚,王承恩此时估计已经到了潞河驿亲自迎接了。
皇帝对徐光启的重视程度,王承恩最清楚。自从下了召见的圣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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