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九章——阿尔巴人队（十四）

    曾弘毅用心良苦的一顿查摆天文利器望远镜的来由，目的就是想引起杜笃祜、朱昌祚等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程度的惊讶与钦佩，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至少杜笃祜对伽利略的身故表现出了一种惋惜的态度，对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功效也赞叹有加。

    既然不想和已经成年的官僚们探讨那些必定深奥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工艺，弘毅为何还要如此安排呢？其实，普及“深奥的科学原理”和“复杂的科技工艺”，与推广一种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新鲜的科学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弘毅认为，对于前者，你无法指望自小连“勾股定理”都没学过的各级官员们去弄明白，就如同现在去给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普及什么是量子物理学、纳米加工技术、有机发酵技术和基因组测序技术等这些当代各领域最新技术一样，可谓困难重重。专长于人情世故、之乎者也的各级官僚，基础知识的匮乏决定了这个过程将会是十分漫长而艰巨的。

    但对于后者，这种“科学意识”却可以随时随地、潜移默化的去推广——“我可以不懂任何具体的科学和技术，但我清楚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假以时日，如果大清官僚阶层中一、两成人有了这种意识，那可真是翻天覆地的伟大创举！

    因为，在弘毅的认识中，“科学”这个概念十分复杂，千百年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经常试图给它提供一个充分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但并不成功。于是，弘毅在自己的理解里。干脆舍弃了本质定义的做法，而是采用“结构学说”，将其笼统划分为了“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技术”和“科学意识”四大部分。

    所谓“科学思想”，与科学哲学几乎可以相提并论。举例说。中国先秦时代就有阴阳、五行、宇宙说等等，古希腊也于几乎同一时期对世界本质有着多种认识。东西方具体思想不一而足。却都是人类涉及“科学”最早的部分。

    所谓“科学理论”，是对的科学解说和系统解释，其实是基于科学思想的一种具体阐述而已。关于这一点，不得不承认。古代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就落后于“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源头”——古希腊。先秦诸家大都满足于阐述自己的科学思想，却止步于进而营造其支撑体系，也就是科学理论。而古希腊的方家们，从荷马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都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阐释，构建了成套的理论体系。

    至于“科学技术”，毋庸讳言。这是古代中国的强项，在十七世纪之前可是大大领先同时代的西方。究其原因，那是建立于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原因。或者说，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先人不太重视理论体系的构建。故而“抢抓机遇”，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技术层面的突破上，为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崛起之前两千年的时间里赢得了“起跑优势”，而且一路领先。

    至于说“科学意识”，应该是对前面三者的重要性、作用性的全面评判和认知。其实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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